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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因果报应论及其对净土思想发展的影响——项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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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教化理论及精神超脱方法。就此而言,净土宗最具影响力的,它以禅定的形式出现的,从因果报应理论出发,信仰弥陀净土,专事念佛名号,期望往生两方净土,摆脱人生的痛苦。可以说,净土宗的成立与念佛法门息息相关,在中国影响深远。而净土初祖慧远时代,作为吸引信众的佛教因果报应论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这方面以戴逵和桓玄为代表,对因果报应论展开了猛烈的批驳。隋唐佛教之所以有鼎盛时期,这与净土宗是分不开的。净土宗特别是慧远大师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击,使得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直接促成了净土思想在隋唐时代的兴盛,与禅宗一起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派。

一、三报论是在质疑者的诘难中发展的

戴逵为东晋著名画家和雕塑家,他信奉佛教但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且在其著作《释疑论》、《与远法师书》中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戴逵认为:“盖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秘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斯乃圣达之格言、万代之宏标也。此则行成于己身,福流于后世;恶显于事业,获罪乎幽冥”。也就是说古之贤特别是佛教皆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应是必然的,会体现于其子孙身上。但戴逵质疑道:“是善有常门,恶有定族,后世修行,复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无伤,而天罚人楚,百岁备婴;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荣贵,子孙繁炽。推此而论,积善之报,竞何在乎”?既然上辈善恶之报应均会出现在子孙辈,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必然性,那么我们此代人何须去修行呢?即使修行也无济于事。并且就现实来看,善恶不足绝对的,人多是行善之人受苦,造恶之人享福。也就是用现世事实来检验佛教的因果报应说。

对此,慧远法师认为人有三业、生有一世、业有三报。“经说。业有三报。一日现报。二日生报。二日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意思是佛经说造业有三种报应,即现报、生报、后报。现报就是今生行善造恶,今尘承受果报;生报足今生行善造恶,来世承受果报;后报是人行善造恶,今尘来世都不一定受果报,而是经过二生三生乃至多次轮回后承受果报。这里慧远法师首先肯定了无论善恶必有果报,报应的方式有现报、生报、后报三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利用佛教学说系统而又极富说服力地反击了戴逵的观点。

那么现实社会为何会出现善恶相左现象?行善之人无福报反遭祸,造恶之人不遭祸反受福报。

对此,慧远法师也承认现世中存在这种善恶相左的现象,“世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故曰‘贞祥遇祸,妖孽见福’。疑似之嫌,于是乎在。何以谓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时,道济生民,拟步高迹,志在立功,而大业中倾,天殃顿集。或有栖迟衡门,无闷于世,以安步为舆,优游卒岁,而时来无妄,运非所遇,世道交沦乖其闲习。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爱体仁,慕上善以进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纳疾,履信顺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舛变,疑嫌之所以生也”。善恶相左的现象是因“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也就是说现在之所遇乃前世因缘所致,现在所行善积恶之事还未出果报,这种情况应属生报或后报,而不属现报,那种认为现今所遇是当世之报应的观念有偏执。慧远法师‘睦持善恶终有报应学说,而且认为人生难以超脱六道轮回,今生的一切如遭祸与受福乃是前世或今生种下的因,遭祸则说明前世或今生造恶了,受福就说明前世或今生行善了,也就是说今生的果乃是前世或今生善恶行为所致,这就阐明了人前世或今生行善积恶行为必遭报应的佛教因果报应说。人生是福祸相倚的发展过程,今生的善恶行为将足来世或将来几世的果,如果想在来世享受福报,今生就须弃恶从善,惩恶扬善。所以,在现实中人们善恶庆殃的区别,只是前世或今生行善造恶的体现,可以是现报,可以是生报,还可以是后报。因而戴逵认为善恶相左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仅认识到现报,而没有认识到生报与后报。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善恶三报的情况呢?主要是因善恶累积有一个过程,不是立即应验的。“夫善恶之兴,由其有渐,渐以之极,则有九品之论。凡在九品,非现报之所摄。然则现报绝夫常类可知。类非九品,则非三报之所摄。何者?若利害交于目前,而顿相倾夺,神机自运,不待虑而发。发不待虑,则报不旋踵而应。此现报之一隅,绝夫九晶者也”。这里的意思是人所行善恶,是逐渐积累增加而达到极点的,其间有九品之别(这与东汉时期品评人有关,将人按才德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上、中、下三等而共为九品,三国时期曹魏有“九品中正”的人才选拔制度,两晋南北朝时则呈现出“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局面)。慧远大师这里活用了这一概念,认为九品区别的不是人今生所作善恶的报应,而是前生所作善恶的报应。今生所造之业,因其“发不待虑”,即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报应不会旋踵而至。因此,今生之际遇乃前世所致,即使你今生最大限度地行善(作恶)也改变不了你前世作恶(行善)的事实,今生恶人得福,说明其前世曾为善举,今生善人遭祸,说明其前世必染恶行。所以今生善恶相左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只不过是前世所造之业的果报而已。

慧远法师将人的生命扩大到今生、来世、后世的多世轮回之中,系统地阐述了佛教的三世报应论。这就避免了俗人只注重现世的偏见,也避开了因果报应的事实检验,他的这种每业或经几世必报的观念,因而也就有了更大的威慑力量,使人更注意现在的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力求达到“善”的标准。这样就消除了人们因善恶庆殃相左对佛教因果报应论的质疑。

二、善恶必报的果报论

戴逵以传统精气说为基础,认为:“夫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有。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殇之殊;气有精粗之异,亦有贤愚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即认为人之善恶庆殃皆由气所致,因为气有精粗之分,并且每个人所分有的气的精粗程度与多少不一(分命),因而人也就会出现不同的命运。也就是说,人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人出生前已经决定了的,而不是你造业或行善能决定的。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宿命论。因而,戴逵说:“然则积善积恶之谈,盖施于劝教耳”。说到底,这是对佛教因果报应说的完全否定。与戴逵一样,桓玄认为。“问曰:‘佛经以杀生罪重,地狱斯罚,冥科幽司,应若影响,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体,即地水火风耳,结而成身,以为神宅,寄生栖照,津畅明识,虽托之以存,而其理天绝。岂唯精粗之间,固亦无受伤之地,灭之既无害于神,亦由灭天地问水火耳。’又问:‘万物之心,爱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虑之深者耳。若因情致报,乘惑生应,则自然之迹,顺何所寄哉’”?这是桓玄对因果报应论的发难。他认为:佛教以人为地、水、火、风“四大”所构成,肉身是精神活动的载体,破坏身体也就是如同毁坏“四大”一般,不会伤害神明,不构成杀生之说,因而也就没有罪恶,就不会有所谓报应。同时人有爱恨情仇,是自然而然的,其所作所为不会也不应该带来报应。这样,桓玄将形神分离,承认人的情欲,得出无因果报应之说,这也冲击了佛教的禁欲学说。也就是说他认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与人的自然本性相背,修行佛法就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践踏,只是人为说教的戏言而已,与实际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