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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佛教的新开展——李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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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佛教如何回应多元现代性问题

那么,在多元现代性日趋明朗的情势下,当代中国佛教又有哪些价值资源可以回应现代性困境,以便能够在多元现代性的过程中据有一席之地呢?显然,“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多样化倾向越来越剧烈、各大组合逐渐分裂、小组合又通过不同的渠道重新组合的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人类共同的关切?许多人在宗教哲学、社会思潮乃至经济体制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思考。”[13]那么,站在当代中国佛教的立场来看待这一多元现代化的进程,其自身的价值资源是显而易见的,也可以说现代佛教正有这方面之智慧。

现代著名佛教学者霍韬晦在《现代佛学》一书中就说过,佛教的现代智慧具有普遍性的作用,“我们今天即试图将其功能提出来,以助化解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那么,何为佛教的智慧呢?照他看来有:“一、原始佛教的‘如实观’的智慧;二、由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对无明烦恼的深层体验的智慧,及相应于此而成立的实践的智慧;三、大乘佛教说‘空’的智慧;四、中国佛教说‘判教’的智慧”。[14]从本文的立场来看,显然前三大智慧在多元现代性的情景下尤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但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创造了巨量的社会物质财富,而且相当多的现代人都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但是,社会的进步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相应地使得人类精神水平有重大的提高。相反,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十分贫乏和空虚,以至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人的价值世界和意义结构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解构危机。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因为现代人类的无明和执着给人自身带来了深重的烦恼。现代人“往往很难得‘如实观’之智慧,原因就在于人的现实生命中有烦恼、有无明。”[15]也正是因为“人由于无明烦恼的限制,不能尽知别人的观点,而自我封闭,由此更生敌对心理或傲慢自信,或憎怒仇视,互相伤害。若能观空,知所有由经验心灵所成立知识皆不能免执,皆不能免自我封闭,则知人所行之愚昧狭小,而求开拓消解。所以‘空’也可以说是一种消解的智慧,即以双遣对破来消解心灵上的执著。”[16]以上之解释堪称经典,真一语道破现代人失落之真正根源,尤足以对治现代性所导致的价值危机和意义失范。

而中国佛教传统所宣扬的“众生平等”、“悲智双运”的价值主张显然足以回应以“自由”、“平等”等现代性的核心理念,而更有所超越,并且对于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环保问题更极富启发性。而“佛教的神无人格性,就在大自然与每一个人之中。”[17]这种天、人、神一体之观念实乃中国佛教传统中弥足珍贵的人文传统,更是当代中国佛教回应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现代性困境的宝贵妙方。正是因为现代性在决绝地拒斥了宗教之超越领域之后,一味地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严重对立的恶果。而中国佛教倡“众生平等”、“依正不二”、“悲智双运”之观念,倡宇宙万物同体相应的和谐自然观,在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之生态环境危机之时,实具有重要的转化和补救作用。尽管佛教所希求的是一超然之涅槃境界,因而这种对超越的出世追求在现实关怀层面上有其不足和局限,但是当佛教完全中国化以后,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入世精神的影响,同样也具有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人间化的倾向。无论是唐宋以后的禅宗还是近现代人生佛教以及人间佛教,都越来越富有现实关怀精神。禅宗讲“出世不离入世”、讲“即世间即涅槃”;近代太虚大师更首倡“人生佛教”之愿景,其“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之利益众生的人生佛教大业实开现代佛教之先声。流风所及,后来的赵朴初大德、当代台湾之星云法师、圣严法师等等,都可视为其承绪。

以上这一粗略式的描述其主要的乃是在表明,在多元现代性的语境中,当代中国佛教实有一番事业可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代中国佛教当如何去回应以及如何参与到多元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之中。在多元现代性的进程中,全球化趋势实在给当代中国佛教的新开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这有可能大大拓展开当代中国佛教的眼界,扩展当代中国佛教的论域和视野,从一种更为宏大的视角来发挥佛教的关怀精神。而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不但是现实之需,更是当代佛教发展自我、突出重围的助缘。多元现代性的“多元”主题为西方以外的文明和宗教传统的新发展给出了“合法性”之维,而“现代性”却同样是应当顾及的“永恒”主题。这也要求当代中国佛教的视野和论域的中心也必须围绕着这一话题来展开。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实已经给出了佛教参与多元现代性的价值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多元现代性的视域下,当代中国佛教必须首先要积极地融入到多元现代性的过程中,同时应当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在多元多样的文化交流中,决不存在孰优孰劣之问题,对立与冲突注定是没有出路的,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将是而且越来越是多元现代性背景下各文明和宗教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当代中国佛教唯有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去,在“多元现代性”的蓝图中烙上当代中国佛教的“印记”,在与世界其他文明和宗教传统的对话交流过程中重塑当代中国佛教的独特价值——当代中国佛教的进一步开展才是可能的。

注释:

[1]哈佛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2][6][7]杜维明著《对话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第43页;第162页。

[3][4][5][13]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第93页;第94页;第329页;第251页。

[8][9]赖永海《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0]李明友著《太虚及其人间佛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11]方立天、学愚主编《佛教传统与当代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第40页。

[12][14][15][16]霍韬晦著《现代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第54页;第57页;第61页。

[17]刘述先著《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参考文献:

杜维明著《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赖永海著《中国佛教文化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佛源主编《大乘佛教与当代社会》,东方出版社,2003年。

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