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提出“众生平等”的主张，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印度，这是非常难得的。按照佛门的话说，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因为在一个有着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里，推行如此“平等”的主张（尽管限于一定的范围），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在同时代的世界里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佛教的平等观念及其实践，其价值不言而喻。无论你是高贵的婆罗门出身，还是处在低贱的首陀罗地位，都一视同仁，并尊敬年长者或出家时间长的为长老。在佛教僧团内，长幼有序，谦谦君子，实行“六和”僧的制度，营造了一种和谐安乐的良好氛围，这非常有利于修行办道活动的开展。在接受新人出家的问题上，均由大众共同讨论决定，人人有发言权，而后表决通过。甚至有佛经记载，连释迦牟尼年老六十岁，需要有侍者照顾其日常生活起居一事，也经由僧众推荐人选，共同商议决定，不是佛陀自己说了算。释迦牟尼本人作为宗教领袖，在四众弟子中拥有崇高威望，但没有任何特权，用佛教的话说，就是“佛在僧数”。意思是说，佛也是僧人的一分子，僧团内的重大决策基本由大众共同作出，不是一人独断专行。因此，佛陀在般涅槃之前，并没有指定任何接班人，作为大众的领导者，而是特别强调“以戒为师”来统摄大众，与现代无政府主义的特征有些相似，是集体领导，共同参与，主要采取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对于违反戒律而又屡教不改者，大家一致以“默摈”手段，来促其悔改或驱逐出僧团。然而应当指出的是，随着后来佛教的发展，由于时空条件的转换，有些被迫或自觉背离佛陀原有的轨道，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佛教倡导并实行的“众生平等”主张，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内容虽过于绝对化，难以接受和推广，但它毕竟倡导了对一切生命价值的肯定。释迦牟尼提倡的平等，是绝对的一切众生平等。这里的众生，指的是世界上所有有情感的生物，比如，人类、飞禽走兽之类的动物，还包括蚂蚁、蜻蜓、飞蛾，甚至是低等的生物。如从不同的出生方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来说，其中的“湿生”、“化生”就是指低等生物的产生方式，所有这些都一律平等。我们知道，人类有权利，而其他动物没有——无论它们与人类有多么相似。虽然佛陀主张人类与动物平等享受权利，但是，直至今日，人类因为自己在生命界的地位而有优于其他物种的观念，使得佛教“众生平等”的主张仍旧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释迦牟尼所说的平等，首先主要指的是生命权的平等，因为佛心慈悲，在他看来，任何生命体出于本能，都是贪生怕死的，强行剥夺其生命，将心比心，于心何忍!其次，是成佛的权利平等。六道轮回中的众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向上、追求进步和完美的理想，因而要求获取成圣成佛的果位，也是十分自然的。何以见得佛教是特重生命权利呢？此从佛教的戒律可以看出来。

佛教有许多戒律——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还有在家居士的戒律，及菩萨戒。但在所有信仰佛教的人必须共同遵守的第一条戒律，就是“不杀生”戒。这是将生命视为宇宙间的最高价值所在。现在，我们所说的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佛教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并且这里所指的生命，当然是包含所有的生物而言，这在古代欧洲的宗教和哲学中是不曾有过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古代印度凡是受过戒的比丘、比丘尼随身携带的六种物品（称为“比丘六物”）中，有一称为“漉水囊”的物件，相当于我们现在用布做的过滤网。比丘在行脚过程中，难免要喝水，在饮用之前，先取“漉水囊”过滤一下，以免将水里的微生物喝进肚子里去，无意中杀生。为什么这样理解？因为佛经记载，“佛观一滴水，八万四千虫。”佛陀已了解到水中含有许多的微生物。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是安居制度。安居，又称为“雨居”或“坐夏”。是古代释迦牟尼佛根据印度气候的特点而制订的僧团行为制度。其中规定，在雨季的三个月里，禁止僧尼外出，因为此时万物生长，行走于途，无意间踩死诸如蝼蚁一类的昆虫，所以，大众应定居一处，坐禅修行，接受信徒的供养。

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以及上面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佛教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不但“为鼠常留饭，热夜不点灯”，对于杀生之举，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不可悔过的大罪。相反，对于保护众生的善行，佛教总是竭尽赞扬之能事，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是众所周知的流行之语。

从本质上说，佛教竭力救护禽兽、虫鱼之类的目的，是要人们护持自己的心，使之避免形成“强凌弱”、“众暴寡”的残忍之习，进而养成仁爱平和的性情。这不仅有利于促进自身的修养，也有利于家庭、邻里的和睦，乃至于国家的稳定、安乐。佛教的这种善心对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宋明时期的许多理学家如程、朱、陆、王等都曾出入佛老十数年，寻其玄奥，以为自身受用。然汲取其精华后，又不惜反戈一击，以为佛教所言未能尽善，过于消极遁世。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居然学着佛教爱护生命的理念，周敦颐（1017—1073）是“窗前草不除”，程颢（1032—1085）也不再“好猎”矣。他们变得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自身的道德修养更上层楼，都是重要的证明。

尽管我们可以将周敦颐“窗前草不除”之举，看作是先秦孟子“仁民爱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说实在的，孟子说这话的原有之义，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推测，也仅仅停留在“仁政”、“爱民”诸如此类的意思而已，由此推及到怜惜草木，在周氏之前的儒家是相当少见的。因此，“窗前草不除”的精神境界不太可能源于儒家的思想理论，而多半应是从佛教中来。周氏曾委身寺院多年，受其影响是十分可能的。

至于程颢克服“好猎”之癖的过程，也颇值得玩味。据说，程氏尝长期喜爱狩猎，后出入佛老多年，深有启发，决心“居敬”、“行仁”，“寻孔颜乐处”大有长进，不再好猎，自觉已根除此癖。

而且，他还蓄养小鱼数尾，以为观万物自得之意。当时，张载（1020—1077）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不过“压服”而已，如脚踏青草一般，并非根除，程氏虽不以为然，但一时也无法证明。后来，程氏因外出办事，回归途中，翻越一座山岗时，眼前的情景令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在一片巨大的开阔地里，旌旗招展，人喊马嘶，一场狩猎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阵久违的莫名兴奋涌上心头。猛然间，他顿时明白，此为“狩猎”癖好的沉渣泛起，始知张载所言不虚，从而深刻认识到习气断除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