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佛教为何会形成一切众生平等分享权利这样的观念呢？应该说，此与他们笃信因果报应和轮回的理论有关。

所谓因果报应，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所谓轮回，这是印度人的古老观念，早在《奥义书》时代就已经出现。佛教不过是借用而已。它与因果报应说是连在一起的，善恶报应，自然与人来世的祸福有关。来世报应的方式有六种。其中修善，上生天神、人或阿修罗，是为三善道；作恶，则沦为地狱、饿鬼和畜生，是为三恶道。这就是“六道轮回”。佛教认为，人随其善恶不同，生生世世，轮回不息。而且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概莫能外。

在六道轮回中，由于生命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有时为人，有时也可能为动物，或昆虫，这样已去世的亲人中有可能由于种种因缘变为低等的动物之类，因此你杀死一条鱼，有可能就是你已故的亲人。为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佛教主张“不杀生”。

中国是大乘佛教国家，秉承佛陀“慈悲与乐，悲悯拔苦”的护生精神，奉行慈悲戒杀，也就是“不杀生”的实践活动。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梁武帝（464—529）率先提倡僧人吃素。素食是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进食行为，这不仅与佛教戒律中戒杀的宗旨相吻合，并且也与大乘经典里否定出家人食肉行为的主张相一致。比如，《梵网经》里说：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

《楞伽经》也说：

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

此外，在《大般涅槃经》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见梁武帝倡导素食的根据所在。也因此，我国佛教千百年来，始终致力于“护生”（保护生命）和“放生”的伦理实践，几乎每座大寺院均有“放生池”的设立，其源盖出于此。而这么做的理论基础还是因果报应和轮回说。这就是佛教所说生命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观。

成佛权利的平等，也是佛教非常重视的课题之一。在人类和动物之间，释迦牟尼毫无疑问首先肯定人，而他自己就是在人间成佛的，即是证明。他常常说，“人身难得”，形容到“盲龟值浮孔”的程度。因为在六道轮回中，转身为人，是如此不容易。不过，佛陀也承认，相对于其他五道而言，惟人道是最容易成佛的。但是，佛陀这么说，并不表示其他动物没有成佛的可能性。比如，《涅槃经》里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悉得成佛”。他成道之后，接受皈依的首位徒弟居然并非人类，而是龙王，名叫“目真麟陀”。在法华会上，他也为龙女授记成佛，龙树《大智度论》里还有“鸽子成佛”的记载，等等。都说明凡是六道中的生物均存在修成正果的可能性，只是概率的大小、时间的长短有别而已。

从哲学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将成佛的过程看作是人类向理想的至善境界不断接近的过程，而不仅仅限于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解读。这样，对于我们多灾多难的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如能基于佛教的上述理念，来看待众生平等的问题，就能够比较彻底地反思自古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从而更加珍视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考虑给野生动物们栖息繁衍的权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修修补补的做法。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野生动、植物正在大量减少，有专家预言，一场野生动物灭绝的海啸正在到来。据法国《法新社》2008年10月3日报道，2007年的版本显示，受调查的全球411万个动植物物种中有1/3濒临灭绝，包括1/4的哺乳动物、1/8的鸟类以及1/3的两栖动物和70%的植物。如果人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旧观念，野生动物的厄运，只会越来越糟糕。

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佛教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行之难。一是人们的观念的改变之难，观念一旦形成，久而久之，会根深蒂固，不必多言。二是社会现实中的实行之难，这难处也包括两方面：

一个是容易陷入伦理上的两难困境。比如说，你救了一只受伤的小鸟，为了延续它的生命，必须捉小虫子来喂它吃。那么，你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决定，为保护小鸟的生命而可以牺牲小虫子的生命？你这么做的是善还是不善？如何解脱这个困境，即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二是在社会上推广之难。以素食为例，从梁武帝到现在，时间已过去1400多年，而今社会上肉食普遍是愈演愈烈，食素者的人数远不如佛教影响力比我们小得多的印度，口味的改变与观念的变更一样十分艰难。即使是在佛教大为流行的时代，也是如此，非常令人感叹。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佛教的平等观念立意高远，植根于前瞻性的宏观大视野，既充满理性的智慧，又富于理想化的色彩。因而好比是一部艺术价值很高的电影，但却不叫座，唯有少数人喝彩。这是目前残酷的现实，也是人类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自身许多问题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