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些定义或者能反映某些宗教的特点，但却不能准确反映佛教的特点。比如，佛教并不"崇拜超自然的神灵"，其本质是非创造神论（有人说佛教是无神论，其实不确切）佛教是缘起论，并?quot;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和境界，主宰着自然和社会。"

　　这些定义虽然强调其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观念，但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思想的历史背景极其历史意义。英国布赖恩·莫里斯博士在其所著《宗教人类学》（周国黎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中对马克思的宗教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们尽量详尽地引用如下：

　　"……马克思相信，仅仅提出对宗教的批判，不再是一种可取的和靠得住的主张。因为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次要现象并依赖于社会经济环境，所以，只有当产生宗教的环境自身被改造了，宗教才能逐渐被消灭。

　　1844年，马克思还发表一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文章。这篇导言的第一段最详细地概括了马克思论宗教的观点，所以它们值得全部引用：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支持，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性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

　　但在这些段落里所表达的关键思想是：宗教是能给人们一种虚幻的幸福感和慰藉的一种鸦片；但是要想废除宗教，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单单对宗教进行批判还不够，只有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秩序，改变这个无情的、不人道的世界才行，因为就是这个世界使得这种幸福的虚幻成为是必要的。正如沃斯利指明的那样，问题的关键是，为了要消灭宗教，人必须要消灭一个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就是马克思常常提起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第41页至43页)

　　可见，马克思对于与政治压迫的结盟的宗教是抱有很深的敌意的。对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批判始终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消灭宗教的思想根本所指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说"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那么，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的宗教，是不是仍然是"能给人们一种虚幻的幸福感和慰藉的一种鸦片"？今天对宗教是不是还应当采取批判的态度？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宗教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宗教
的"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论述，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宗教特征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朴老很早就提出了宗教构成的三要素的观点，即宗教的信仰形态，文化形态和（由宗教组成的）社会实体形态。这三要素中，信仰是核心，是佛教作为宗教不同于文化和教育的本质区别。游骧先生在回忆赵朴老时明确指出：他提?quot;佛教是文化"，并非要淡化宗教的思想信仰形态，而是针对左的思潮影响下无视宗教科学文化内涵，将宗教的文化形态剥离突出出来，其实是在强调"宗教首先是一种信仰，同时还是一种文化"。（见《法音》2001年第6期第12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信仰是其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抓住这个根本要素，就能划清正信与迷信的界线，就能避免泛文化论和泛教育论。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佛教是宗教。它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对佛教教理的信仰和在此信仰指导下的宗教实践。文化形态，教育功能蕴含于宗教之中。

　　佛教是宗教这个定位，决定了佛教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发挥宗教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挥宗教道德功能和宗教实践功能。

　　一、发挥佛教的宗教道德功能。宗教道德是宗教的核心内容，佛教的道德突出表现在五戒十善、悲智双运等内容上。中国古来即将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相比附，很好地说明了佛教的道德思想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暗合。也可以证明，佛教的戒律思想是以人类的普遍道德思想为基础的。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一直在和中国文化交汇、融合，它的社会功能不是表现在参政议政，决策国是上，而表现在净化社会风气、净化人心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佛教作为宗教业已成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特殊的作用，江泽民同志突提出的"以德治国"，这个德显然不仅指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包涵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德"与"法"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佛教独有的"五戒十?quot;，通过戒生定发慧，对提升每个社会分子的道德水准都是有意义的，这种直指人心、净化人心的功能是治本之道，和法治相比，它具有内省性、自觉性、长期性。一个真正虔诚的佛教徒去做作奸犯科，违法犯罪的事是难以想象的。近代以来，很多佛教有识之士大力提倡"人生佛教"，就是对佛教道德功能的充分发挥。太虚大师在1940年在《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中明确说："到了这（现在）时候，……依声闻行果，是要被诟为消极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谤为迷信神权的。不唯不是方便，而反成障碍了。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应在进趣大乘行；而所依的，……确定在人乘因果?quot;太虚大师以为："依佛陀的本怀说，依应时的妙方便说，决非独善的、神秘的菩萨行，而是依人乘行而进趣佛乘的菩萨行。"

　　二、发挥佛教的宗教实践功能。"成佛"是佛教信仰者的最高理想，而实践这一理想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是以大乘佛教思想为主的中国佛教，更强调自利利他，积极入世。中国的佛教徒以亿计，除了作为专职宗教师的比丘、比丘尼等出家众外，更多数的是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各行各业的居士众。他们的社会活动、工作、学习、生活与佛教理想是统一的。佛经强调佛教徒要报四重恩，即天下恩、国王恩、师尊恩和父母恩。这种报恩心是克己奉功、报效祖国、回报亲人和师长的精神动力，与现在大力提倡的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太虚大师早在二十二岁时就认为："善学佛者，依心不依古，依义不依语，随时变通，巧逗人意。依天然界、进化界各种学问。种种艺术，发明真理，裨益有情，是谓行菩萨道。"将菩萨道实现于现实人生社会中，这就是太虚大师阐扬的菩萨行。到晚年，他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于整理僧制，议建"菩萨学处"，为模范道场。他认为："六度、四摄，是一个纲领。从具体表现来说，出家的可作文化、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在家的……在家菩萨，农、工、商、学、军、政──各部门，都是应该做的工作。领导社会，作利益人群的事业?quot;他还在《从巴利语系说到今菩萨行》中说："今后我国的佛教徒，要从大乘佛教的理论上，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行。……本着大乘菩萨的菩提心为主因，慈悲为根本，实践方便的万行，发挥救世无畏的精神。……总之，我们想复兴中国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就现整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满怀报恩心的佛教徒为社会、为国家、为政府、为他人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愿力是强大的。以太虚大师、赵朴老等为代表的大德所倡导的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运动是中国近、当代佛教史的重要内容。在他们的倡导下，佛教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