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这在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得异常明显，而于印刷术，尤其彰著。

    古代印度的佛经，开始只是师徒传承，口耳相授，并不见诸文字。直到公元前1世纪第四次结集时，才把经文和注疏记录在棕榈叶上，成为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梵文称树叶或叶片为“贝多罗”（音译），因此便把这种记录在棕榈叶上的佛经简称为“贝叶经”。它的装帧，类似我国古代的竹简，用细绳一片片串成。用棕榈叶制成一部经书，要经过采叶、水煮、晾干、磨光、裁割、打洞、划线、刻写、上色、装订等十几道工序，十分复杂。

    佛教传人我国时，我国尚无印刷术的发明，但已有纸张出现。到2世纪初，蔡伦改进造纸术，纸质坚韧，造价便宜，于是“天下咸称蔡侯纸”。所以，我国翻译的佛经就可以抄写在纸上，这比刻写在棕榈叶上方便多了。但抄写佛经亦非易事，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上到贵族，下至平民，信仰佛教的人很多，需要的佛经数量很大，仅靠抄写不利于佛教的传播。

    我国在隋唐时代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如在韩国发现的《陀罗尼经》，它译印于武周最末一年的长安。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出资雕刻的《金刚经》卷子(见图)，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第一部标年木刻印书。此经用纸7张缀合成卷，全长4．877米，高0．33米。第一张扉页印释迦牟尼佛说法图。整幅画的布局结构和人物线描的技巧风格，与唐代佛画的手法大致相同。图片左面，是《金刚经》文，字体劲拔，体兼颜(真卿)柳(公权)。经文后面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记。这件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反映了我国印刷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惜这卷举世闻名的唐代雕版印刷的佛经，被斯坦因劫去，现存英国的博物馆中，实在令人切齿痛心。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成都唐墓中又出土了一张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大约1尺见方，中央刻佛像一尊坐于莲花座上，环绕佛像刻印有梵文经咒，咒文外四边又刻印有各种小佛像。这件珍贵的雕版印刷品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最早的唐刻本。

    五代时期，我国的雕版印刷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已能刻印整部书籍，而且多是佛经和通俗书。我国最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一般都不留刻工姓名。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的刻于后晋开运四年(947年)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像，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留有刻工姓名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在世界上也属于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刻工姓名能在印本中留存，是我国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了当时雕刻印刷术的发展和刻工地位的提高，这对后世印刷术的影响是很大的。

    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进步，北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北宋政府派人到益州（今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余卷，称《开宝藏》。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雕版印刷工作，开雕版印刷大型丛书的先河，“蜀本”也由此而知名。开宝八年（975年），吴越国王倡导刻写的《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是现存最早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工人。这就无怪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自北宋木刻印刷《开宝藏》之后，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1031年）始刻的《契丹藏》、北宋末叶刻的《崇宁藏》、两宋之际刻的《毗卢藏》、南宋初刻的《圆觉藏》、南宋中叶刻的《资福藏》、金代刻的《赵城藏》、南宋末始刻而完成于元代的《碛砂藏》、元初刻的《普宁藏》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印刷，反映了宋元时期我国印刷事业的兴旺。

    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到16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使我国的印刷术显得更加绚丽多姿。

    明清两代的南北二京，是全国刻印佛经的中心。《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和《隆藏》，纸墨之精，雕刻之工，装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另外，清雍正七年（1729年）创建的德格印经院，则是藏区规模最大的印刷中心。该院藏有各种藏文典籍的书版多达20余万块，所印书籍流传很广，清刻本藏文大藏经，校字精细，刻工优美，见称于世，称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与那塘版、北京版、拉萨版齐名。

    刻版印刷虽是我国特殊的文化艺术之一，但毕竟太费时费力。自北宋庆历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以后，开始多用活字排版印刷。近代汉文大藏经的流通就多采用排印版本了。

    总之，佛教在我国历史流传中，对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至今各地寺院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刊刻的佛经和图书，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研究我国印刷史的珍贵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