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佛教僧团还是高僧个人，已经完全整合在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之内。佛教在这种中国化中得到的好处是从此受到官方的保护(五代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再也没有“灭佛”事件)，成为唯一被完全纳入中国社会的外来宗教，并超过道教而成为影响最大，信众最多的中国宗教。但由此也固定了自身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主要为民众提供终极关怀而为社会道德源泉之一，在整个体制中充当配角。因此佛教的高僧作用也被大大限制，即他在教内备受尊敬的同时仍是皇帝陛下的子民，他的影响力不能超越本宗教之外。如他要推行菩萨道的话，最多只能在脱离寺院云游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宣说和实践，更不能组织僧团实行之。

三

假如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政治体制能继续延续下去，佛教在中国也能无忧无虑地继续扮演海内第一大宗教的角色。但公元1840年以后在中国发生了社会巨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变了，政治体制变了，使得宗教的生存环境大变。更重要的是，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基督教，伴随着西方的政治势力和文化，深入到了中国社会。于是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主教和新教与佛、道教，以及以少数民族为信众基础的伊斯兰教，构成了官方承认的合法的“五大宗教”。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宗教主要只是作为一种统战对象存在，并受到一定的约束，所以各宗教之间的社会影响力则均处在一种冻结状态，也难以比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宗教所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方面是随着极左思潮的消退和政府充分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各大宗教得到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大的社会活动空间，诸教信徒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西方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也空前地涌入了国门。在这样背景之下，“五大宗教”中得益最大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因为它们原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思想、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因与外界的关联而被大大加强。尤其重要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也袭用西方教会的传教模式，往往通过自行组织信徒团契，来表现宗教的现实关怀，从而吸引更多的信众。这中间，教职人员的主动性、示范性与活动能力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中有一个传统，就是几乎每一个基层的神职人员都与一定的信众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也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实施现实关怀的最有效的途径，而这正是佛教所缺乏的。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传统宗教的佛教与道教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与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相比，未免仍有些相形见绌。这除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那头的原因外，与自身的状态也很有关联。这种主要由长期积淀所形成的状态，由于习惯的惰性，其最大毛病在于其面向社会时依然囿于终极关怀的范围内。虽然也不乏有寺院或僧侣个人有赈灾捐款等善举，但这种关怀一般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或世俗慈善结构进行，即使也是以佛教的名义，但在社会的感觉上则鲜有体现佛教对受众的直接关怀。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近年来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华信徒的发展速度之快，远超过传统的佛、道两教，还不算那些情况模糊的“家庭教会”，这与佛教缺乏现实吸引力不无关系。

四

因此，仅仅从恢复中国大陆“五大宗教”的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看，佛教向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学习，加强对信众实施现实关怀和神职人员在造福利民上的具体表率作用，实在是当务之急。

应该认识到，佛教在神职人员对信众进行现实关怀作用上之缺乏认识是有历史原因，一如前文所云。所以要摆脱这个习惯形成的历史包袱并非易事。为此，教内也实行一次思想解放似乎是首要之务。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向西方教会学习，把菩萨道的实施多管齐下。一方面是通过僧团的集体行为，如以寺院出面直接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医疗、济贫、赈灾、养老、助学等等。使得在社会群众的心目中，寺院不仅是个和尚修行与做法事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得到救助的慈善圣地。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些高僧或呼吁，或力行。如谛闲法师曾宣传道：“我佛慈悲救世之精神，首先着手进行拔苦与乐之事业。利生事广，固难详举。且如人民贫病之一种，为最可悯事，欲应救济之急，宜须设立医院，施药以疗治，令免病苦，即为救世拔苦之道。次则筹办平民学校，培植寒苦子弟，将来造就人材，辅助社会工作，斯亦为慈悲利济之事”。但一来此后时局屡屡变动剧烈，外部环境大大妨害如此愿望的实现；二来这种观点始终局限于少数僧侣精英，不是大多数僧侣的共同认识，因而直到现在，现实的拔苦与乐之事业也仍不普遍。

造成这种局面，或更具体地讲是妨害寺院履行新使命的，是佛教中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避免传统的习惯势力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僧团办寺院经济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得寺院兴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往往会以成本或赢利的角度来考虑。如果通过办慈善事业来谋经济利益，那就不是在光大佛门，而是在摧垮释教了。二是往往难免沾上官气。僧团和官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保持宗教神圣性的一个要点。虽然目前寺院兴办慈善事业少不了政府部门的允许支持，但与一些政府机构靠得太紧不仅会冲淡佛门慈善事业的崇高性，有些官员主张的所谓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更是弊端甚多，甚至会使佛教实施现实关怀的使命最终荡然无存。为避免这些习惯势力之影响，就对主事僧团的僧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不仅需要那些主事僧人有组织领导能力，还需要他有摆脱传统的见识和魄力。

就是如此的一些现实关怀也是由僧团的集体力量，即以寺院的名义来实施的，而不是一般僧侣的普遍个人主动行为。现代大陆的很多佛教僧侣，依然满足于前年以来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缺乏进取之心。少数寺院的住持是社会名人，他们有宗教地位，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常常出现在报刊或电视银幕上。但是在他们身上很少能体现上佛教对公众的现实关怀。因此他们在实质上只能算是宗教界头面人物，而不是真正的宗教领袖。作为宗教界头面人物，他们当然对信众有着一定的号召力，但在多宗教相处的现代开放社会里，如果对社会民众缺乏足够的现实关怀，就会使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与其它宗教相比难免相形见绌。

另一方面，对一般僧人而言，不管他在僧团中的地位如何，都要有面向民众的使命感，“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业，以护法利生”。长期以来，出于前文所说的原因，中国的僧众着眼于自身修行的比较多，与民众比较隔离，以“不喜杂交游，不好言世俗事”为高，在现实面前比较消极保守，所以社会上流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谚语，以为僧人状态的写照。不仅缺乏西方宗教神职人员的那种积极传教的态度，也失去了当年天竺高僧不辞千辛万苦，跋涉万里来华普渡众生的菩萨精神。假如不进行改变，寺院的吸引力就比不上教堂和清真寺，在宗教也面向全球化时，中国佛教在大陆的影响就会大大衰退。“十方翘首宗风振，第一功劳在树人”，宗教的品质体现在神职人员的素质，所以人间佛教实现的关键主要在于全体僧侣是否有关怀现实的使命感。只有大多数僧侣在社会民众面前，以个体行为表现出自己的爱心，才能充分体现佛教的现实关怀，很好地成为社会的道德源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