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里人们碰到一个问题，即中国佛教为什么自唐、宋之后，会朝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至近现代又为什么会发展成“人生佛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拟首先从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谈论佛教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自然要提到儒学。儒家思想虽也浩翰广博，但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强调人本，二是注重入世，自孔子、孟子而明清之际儒者，概莫能外。

　　从思想内容看，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注重人。孔学的核心是“仁学”。所谓“仁”，从语源学的角度说，是二人的组合。《说文》曰：“仁，亲也，从人二”。孔子就是用“仁”来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说法很多，或曰：“爱人”，或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但不论哪一种说法，都是指己与人、人与人的一种关系。可见，“人”一直是孔学的立足点。对于孔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许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孔子注重“人”，抬高“人”的地位，则是无可置疑的。

　　在儒门中，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之学，重心在人性理论和仁政学说。仁政理论的核心是倡“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人性理论则致力于对于人的本性的探讨。二者都以人为对象和归宿。后来的儒家，多循着孔孟的思路走，凡所立论，多不离人，把人作为“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气”（《礼运》）；至汉代之董仲舒，思想路线有所偏移，倡“天人感应”。但所讲仍不离于人，仍把人作为超然于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者。

　　儒学至宋又起一高潮。宋儒一改前儒罕言“天道”的思想传统，大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大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但是，理学家“推明天地万物之原”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说明“人性”，说明人伦道之常规。理学家千言万语，无非教人如何修心养性，如何“存天理，灭人欲”，如何成贤作圣，其出发点和落足点仍然是“人”。

　　总之，儒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生哲学。这一点对于今日的学术界，也许几成共识。

　　儒家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入世，这一点从其创始人孔子起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孔子为了“用世”，曾大声疾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为了“济世”，老夫子更亲率弟子“斥于齐、逐于宋、因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累累然若丧家之犬”（同上）。他虽然对管仲的越礼行为颇有微辞，但却推崇其“相桓公、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之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用世之心，济世之情，溢于言表。

　　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主张“用世”，提倡“济天下”。他曾对齐王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并把自己视为“名世之士”，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同上）孟子的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来更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

　　孔孟之后，历代儒家均提倡“入世”、“用世”，就连董仲舒那样的儒者，虽然一再声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仍强调：“圣人之为天下者，兴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降至宋明，理学家们更把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大学》抬到“四书”的地位。

　　纵览儒学的历史发展，自先秦至明清凡二千余年，始终有一条主线贯串其中，即志存天下，积极用世。中国儒家的这种入世精神，现在的有些学者亦称之为“忧患意识”。而最能体现这种“忧患意识”的，当是宋代范仲淹如下一段话。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优。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中国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还有一副对联对它作了一个十分生动、简练的概括，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儒家学说的这种人本意识和入世精神，对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宋以来的“人间佛教”和近、现代的“人生佛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

　　以近、现代人生佛教创始人之一的太虚法师为例，他的思想就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虚其人，对于《四书》、《五经》、《老》、《庄》、《荀》、《墨》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大炎）之书无所不读，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底蕴，对于儒家的伦理学说，尤为精通并深表赞赏，认为，中国二千多年来文化之主流在儒，“屡言中国。文化之特点，在于本人情为调剂之人伦道德。”（《附书仇张二君谈话后》）且一再指出，儒家这种伦理学说与佛教的思想不但毫无“间隙诋排之端”，而且是遥相契合、甚至是“水乳交融”的，因此，“孔学与佛学，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毁”。（《整理僧伽制度论》）

　　在太虚的许多著述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孔子是人乘之至圣，儒学可以作为佛学、特别是“人间佛教”的基础，并且认为，儒学是中国二千年文化的主流所在，所以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时，这种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人间佛教”，“亦最适宜为各国倡”，谆谆告诫西行学人，应该把中国文化之人伦道德“披四海、垂天下”。可见太虚对于儒家道德之学的赞赏和推崇。

　　如果说禅宗乃至近、现代佛教所以会逐步走上入世的、人间化、注重人本的道路，从思想层面说，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那么，人们在这里又碰到了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这种儒学化了的佛教能够成为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的代表和近现代佛教的主流？

　　以往的有些学者在论及隋唐之后禅宗何以会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时，常常把它归结为隋唐之后寺院经济的瓦解和经书典籍的被毁。诚然，寺院经济的瓦解和以书典籍的被毁确实是那些依靠寺院、经教的宗派走向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禅宗在这方面所遭受的打击也确实最小，但这绝不是禅宗独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