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求方面为例，20世纪学日本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不乏其人，唯有对佛教成功实现现代转型最关键的方向，即开展与西方理性的对话，以吸取西方文化养份显得最为薄弱。古代“中观”超越理性虽经印顺的创造性阐发开始转换，但由于缺乏与西方理性进行对话的重要环节，与西方理性比较，仍有空疏之失。此因西方理性的“分别智”特别发达，而分别智如能排除我执，则可成为达致更高的无分别智的桥梁。建立在自我意识上的西方理性，由于通过“利益关切”中介，人的生物本能就与理性发达朝着同一方向努力，因而特别在18世纪后，理性的各项能力能够充分开发，与本能共同推动社会进步。迄今西方理性带来的社会巨变有目共睹。当然其致命缺陷也在于因“我”的主观性与利益扭曲造成的直线性、片面性，往往不能在整体上正确认识世界，对待世界，这造成了现在际与未来际的许多弊病，如印顺所批评。而与西方理性的长处对应，古代中观学说对“恶取空”、“顽空”的超越尚不透彻，强调的仍是理性对本能的压制、控制，而引导即“以欲制欲”之开发面较狭。同时由于缺乏从自我出发的利益关切，想问题不容易想深想透，做事也缺乏持续的动力。当然，与中观相联系的佛教超越理性能够排除主观性、片面性，在整体上如实认知世界，因而能救正西方理性带来的许多弊病。但现代化应是各民族难以一下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吸取西方理性对本能的积极引导等似有必要。

　　从与新儒家比较的方面看，人间佛教对传统的转换、提升也显得不足。如果说，第一、二代新儒家着重批判与开掘传统资源构成了儒学现代转换的第一阶段；第三、四代新儒家重点转向了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因而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构成了其转换的第二阶段。那么，中国现代佛学研究的发展动向大体还处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之中。相应，太虚与欧阳竟无相当于第一代，印顺、赵朴初相当于第二代。然而特别是太虚，已在这方面奠定了开拓性的基础，如《真现实论》等著作。

　　当然，与第三代新儒家相仿，以释星云（1927～　）、释圣严（1930～　）、释净慧（1933～　）为代表的人间佛教第三代也在完善与丰富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与贡献。如星云早年曾主编《人生》、《今日佛教》等多刊，大力宣扬人间佛教理念。1967年创建了著名的佛光山，后创办国际佛光会，致力于推广人间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以此为基地，向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弘传佛教，先后创设百余所寺院道场，设立佛学院校16所，所办高雄普门中学、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与美国西来大学等从幼稚园到高等教育的系统，更着重体现人间佛教教育思想--佛教界理应也为社会教育尽一份力。圣严于1975年获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78年继承释东初遗命，任中华佛教文化馆馆长，兼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85年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在此基础上设立法鼓山文教基金会并任董事长、执行长，使该所办的《中华佛学学报》成为当代最具学术水准的佛学研究刊物之一。他大力宣传“心灵环保”、“人间净土”等理念，创办了法鼓大学，著有《戒律学纲要》、《世界佛教通史》、《比较宗教学》、《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等，共达40余种。净慧师承释虚云，早年就认为，人间佛教思想“对社会主义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并因此遭批判。1959年虚云圆寂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形下，辑编《虚云和尚法汇续编》，于1962年付诸流通，并研读佛典不懈。1979年至北京，参与中国佛教协会工作。1981年起，先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专任编辑、主编，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而《法音》的宗旨之一就是“提倡人间佛教”。他主持了河北临济寺的修复与柏林寺的重建，创办了佛慈安养院、河北禅学研究所、河北省佛学院以及在全国影响很大的《禅》杂志。在此基础上，连续举办了九届生活禅夏令营，吸引与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著有《入禅之门》、《心经浅释》、《佛教的社会责任》等，主编了包括《佛法在世间》在内的《法音文库》等丛书。

　　应强调指出，参禅是人间佛教主要的修持途径之一。人间佛教第三代的三位代表人物均很重视禅修与禅学研究，星云所著《星云禅话》、《星云说偈》等流通量很大，圣严所著《禅的体验》、《禅与悟》、《禅门修证指要》、《禅的生活》等，乃其著作中的重要方面。净慧首倡“生活禅”，实际上是人间佛教禅宗化的体现。

　　同时，星云弘法欧美，圣严曾应邀赴美主持禅修活动，并任美国佛教会副会长。净慧多次出访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但由于语言直接交流与文化障碍，他们弘传的对象依然主要是华人，即如通过日本文化对西方有较深了解的圣严，也是“不懂英文而到了美国”【《圣严法师学思历程》，154页。】。因此，尽管他们在向西方介绍佛教方面做出了成绩，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仍有待后人填补。进而，在前三代人间佛教代表人物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佛教理性传统，倾力展开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对话，意义重大。

　　首先，因为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就是理性化，就现代社会愈来愈多的人的根器而言，将偏重于通过理性思考作出信仰或倾向抉择，所以与过去相比，应更多地靠佛教理性才能说服他们，而东西方理性对话的深入将为此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对已倾向于佛教的人们，偏重靠佛教理性（般若智慧）求解脱或部分解脱烦恼的情形也将比以往更多。

　　其次，东方佛教理性内在地蕴含着与西方在新教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理性至少同样高的思辩能力，唯其在现代的展开远远不足，因而还未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识【马克斯·韦伯乃其中主要代表之一，但他在20世纪早期对佛教的误解不胜枚举。近80年来，国际佛学研究虽有进展，但特别对大乘佛教的误解仍深。】。代表着东方思辩的最高水准的佛教理性如果不能振作，那么包括儒家理性在内的东方理性与西方的对话将难免软弱无力。因此，为东方理性打开生存与发展空间，进而谋求与西方理性的沟通，协力面对人类共同问题，当是第四、五代人间佛教思想家与学者的使命。

　　最后，这是丰富与完善人间佛教现代品格的最广阔最有前景的理论生长点。因为毕竟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宗教的现代转型比东方先行一步，所以他们在转型过程中曾遇到的问题往往就是东方正遇到的问题，在佛教根本理性的指导下，恰当地借鉴其经验，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例如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西方在中世纪的研究已达到相当水准。这一关系处理得不好，信仰与理性会背离，太虚所谓新僧与现代佛学院学僧中这一现象尤普遍。而韦伯认为：“形形式式的合理化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生活范围和文化区域中。如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突出其差别，就必须了解哪些方面已合理化了，在什么方向上合理化了。”（《文明的历史脚步》，14页）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信仰与理性化的同步加强，只是历史的特例。因此，合理化的方向对宗教信仰有特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