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说：“人间佛教并不能、也不是庸俗化的。”【同前揭《印顺长老访谈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上述诸要点，均为人间佛教的源头，但活水则来自现代社会向佛教提出的问题与佛教思想家创造性的思考。如果现代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不能引起历史地延续下来的宗教文化形态的反激，这种形态就成了死水一潭。就佛教而言，先后曾呈现四种主要形态，即原始形态、部派形态、大乘形态、密乘形态，这四种形态构成了佛教史上的四阶段，也就是佛教不竭的长河的四大流域。从时间上看，它们是人间佛教之“源”；从空间上看，它们本身也是佛教之各有特色的“流”。区分人间佛教的“源头”、“活水”和“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只有厘清它，才能明确人间佛教的丰富内涵中哪些是对前人智慧的吸取，哪些是今人的创意。历史公正的评估，后人如何继往开来都有赖于此。笔者在五年前的相关著作中【邓子美：《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运作》，本为《20世纪中国佛教》中的一章，作于1996年。】提出：人间佛教最有希望成为佛教的现代形态。人间佛教无疑是佛教长河在现代的延续，由于现代社会向佛教提出的新问题与佛教思想家创造性的思考与回应，人间佛教已开始具有与以往形态不同的品格，有可能形成自身的流域。

　　 二、人间佛教对传统的质的提升

　　 【关于“传统”的概念界定颇多争议，印顺曾多处提及传统一词，如“中国佛教传统的台、贤、禅、净”，“应从传统束缚、神秘催眠状态中，振作起来”等，他对此处的“传统”虽未作特意解释，但含义十分清楚。现代学术研究要求概念明确，故不妨借鉴韦伯从宗教社会学角度对此作出的解释：“传统：过去一直存在着的事物”，社会“行为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历史“遗传下来的制度”。（《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66页，67页，251页）“传统主义”：“对作为不可更动的行为规范的日常习惯的精神适应与信仰。”（《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35页）因此，传统体现着保守与稳定，是维持社会运转重要因素。但传统主义强调“不可更动”，则意味着反对改革。对照印顺所言，可见印顺也不赞成传统主义。他又说：“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的事实，在缘起的演化中，对未来始终起着密切的影响。”（《以佛法研究佛法》）因此，人间佛教对“传统”，即历史遗传下来的一切，应依据契理契机原则，合乎者必须继承，如传统的闻思修次序、以慧觉为究竟、真俗无碍、诸法平等、融贯大小乘等，不合乎此原则的则扬弃，扬弃亦非全盘否定。】

　　 综上所述，人间佛教对传统佛教有其继承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其对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古代传统的革新、突破与提升。从20世纪初起，经过二到三代佛教思想家的努力，人间佛教在质的方面有了创造性转换，其对传统的重大的提升约有：

　　 1．重“生”与重“死”。人间佛教对治传统重“死”的倾向，反对明清以来一味为死人与鬼服务的佛教堕落。江灿腾教授认为：“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是以中国佛教为核心，以适应现代社会为目标，在态度上是‘人生的’，在范围上是‘人间的’。”【江灿腾：《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见《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169页。】就人间佛教重人生这一特征产生的背景而言，一出于改革传统重“死”的弊端，二出于本着佛法对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的呼应。

　　 2．人间与天、神。人间佛教自然重人间，与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呼应，反对传统神秘主义的种种变相。正如印顺所说：人间佛教不但对治偏于“死”、“鬼”，而且对治“偏于神与永生”【印顺：《人间佛教绪言》，见《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佛在人间》，印顺文教基金会电子版，17页。】。

　　 3．入世与出世。传统上也讲世入世出，但两者实际关系并未处理好，给社会的观感是过于重出世，甚至走向偏于避世、厌世一边。人间佛教重入世，而出世精神更显超越博大，同时也高悬为终极追求，提升着大众的信仰与道德【参邓子美：《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运作》，《法音》，1998年第7期，21页。】。传统重出世，可以避开世间，不问社会。人间佛教重入世，凡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等就都必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例如，太虚提出处理政教关系的方针--“议政而不干治”【参《太虚大师全书》第35册，32页。】，又“由经济理论说到僧寺的经济建设”【参《太虚大师全书》第35册，34页。】，对教育与科学也极为重视【参《太虚大师全书》第43册、第45册。】。这些都是人间佛教理论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

　　 4．治心与治境。传统片面强调“治心”，在中国古代当然有治世被儒家独擅，佛教若参与必遭更严重排斥之理由。而且，治心也确是佛教的特长。然而，如杨惠南教授所说，依缘起论，人与人，人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彼此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片面的治心而达致的心净，其效果是有限的【杨惠南：《“第二届人间佛教薪火相传研讨会”第三场论文研讨会上的发言》（2001?3?31于台北），电子档。】。佛教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善其教，环境与社会的污染也必然渗透到教内。因而人间佛教不但重视治心，而且也重视治境。如太虚反复致意于创造人间净土。印顺也说：“正确的出世观，是必然的配合着世间的净化。”【印顺：《人间佛教要略》，见《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佛在人间》，99页。】

　　 5．积极进取与消极忍耐、等待。传统的消极意味是十分浓厚的。中国俗语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韦伯甚至说：佛教乃“绝对消极主义”【《历史的文明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18页。】。当然,“忍”不一定便消极，韦伯的说法也明显带有西方人的偏见。但这些也折射出社会对明清以来佛教的一般观感。与此相反，太虚与印顺的著作中都贯穿着积极进取精神，赵朴初更明确指出，要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1页。】。

　　 6．自利利他兼重与偏于自利。明清佛教强调个人逃避社会而超生死得解脱的修行取向。人间佛教则主张“自利与利他的合一”【印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华雨集》第4册，1页。】。当然，理论上统一说起来较易，作为个人修行的价值准则实现统一并非易事。因此，依人间佛教，在利己与利他发生冲突时，以利他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