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与“人间佛教”两个问题,是当今佛教徒修学佛法,弘法利生,继承佛教事业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什么呢?因为符合佛教教理,符合释迦世尊以言传身教为弟子们作出的示范,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一、爱国爱教
佛教虽然没有国界,但是佛陀与其弟子们都各有自己的国藉。在佛陀出生的迦毗罗卫国,即今尼泊尔境内,当时古印度有“十六大国”,有“四种种姓”的阶级制度。各国的社会虽然稳定,经济比较繁荣,但“四种姓”阶级之间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佛陀一生在这些国家里说法教化,遵守这些国家的法律政策,并以言行示范,为这些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稳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爱国爱教是佛陀亲自制定的。据《四分律藏》及其他律藏所载,曾有比丘要到国外弘法布教,到佛前请示教诫,佛告比丘要“遵守国王法,不违毗尼行”,这就成为比丘弘法传教都必须遵守的戒律。佛灭度后,历代高僧大德在世界各国弘法传教,无不遵守佛陀所制的这条戒律。此即是二千余年来佛教徒在世界各地弘传佛法并使之能够发展的主要因素。
佛陀自己就是爱国者。佛陀成道后不久,即回到自己的祖国说法教化,以后又曾多次回国说法。当“琉璃王召四种兵,伐迦毗罗卫”时“佛知其意,从精舍出止于路,坐于黄枯树下,王问世尊,有菩提等七种树,其荫高大有德茂盛,何因弃舍,处枯槁多刺树耶?佛告琉璃王,虽有七树其荫茂盛,盛岂有常?吾坐刺树,以为安稳,用哀愍伤亲属故也”。(见《佛说琉璃王经》)琉璃王知佛愍伤亲属,爱自己的祖国而退兵。如是三返阻止琉璃王,由于释迦族没有遵循佛告坚持内部团结“舍夷人,不与外仇,有往来缘,国可全也”的教诫,违背了佛陀提倡“四姓平等”的主张,使舍夷人招来这场灾难。当琉璃王兵至舍夷时,“佛恣容无耀,项无光明”。愍伤祖国被侵略,亲属被杀害。直到佛陀最后般涅盘时,还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以头朝北示寂,用以教示弟子不要忘记自己生长的祖国。
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也是佛陀的教诫。如佛在舍卫国时,摩竭陀国阿阇世王与波斯匿王战斗,这次战斗,波斯匿王“败退星散,恐怖狼狈,单车驰走还舍卫城”。佛知战争的胜负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幸的痛苦灾难,希望和平与安宁,即对诸比丘而说倡言:“战胜增怨敌,败苦卧不安,胜败二俱舍,卧觉寂静乐”。第二次阿阇世王再起兵侵略拘萨罗国时而遭惨败,被波斯匿王“生擒阿阇世王身,载以同车俱诣佛所”,经佛说法教化,“波斯匿王与阿阇世王韦提希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其后两国又重新和好,和睦相处。
又如摩竭陀国阿阇世王欲侵略跋祗国,跋祗国人亦正在积极防御,两国关系非常紧张,将要发生战争。时阿阇世王命婆罗门大臣禹舍,持名字而至佛所,请佛诫敕。佛陀同情跋祗国人,以七事赞跋祗国人的团结和顺,道德高尚,使阿阇世王不敢妄图,制止了这场战争。在佛教史上,有不少高僧大德传播友谊,制止战争,为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例如永嘉六年(312)石勒屯兵葛坡,准备南攻建业,佛图澄见石勒,劝他少行杀戮,制止了这场战争。
佛在世时,提倡“四姓平等”,主张团结合作,首先是僧团内部的团结,亦使各国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为了利益广大众生,佛陀教诫国王们以善法治国,利益众生。如《佛说谏王经》中,因国界有灾患,佛告不离先王:“王治当以正法无失节度,常以慈心养育人民;王治行不平,海内皆忿仇;王治国平正,常以节度,臣民叹德,四海归心。”国家的各项政策法律,都是从实际出发,是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制定的。所以佛教徒应该全面遵守国家的各项政策法律,切忌宗教偏见。政府的有关宗教政策,并不是管理信仰和教义,而是管理有关政策事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帮助佛教徒作好佛教事业。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许多事情仅凭宗教徒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应该理解宗教政策的重要性,自觉遵守政府的法纪法规。
再说,国家管理宗教,并不是现在有之,而在佛灭度百年后,阿育王时因僧团出现争执分裂,阿育王就插手管理。这在古印度历代王朝都对佛教事务有所管理,如圣龙树菩萨的《宝鬘论》云:“一切法事主,应委精进人,不侵蚀聪智,知恩委大臣。”是说作为一切寺庙法事和转法车仑的主管者,应委派精进的人管理佛教事务。在中国,自姚秦时姚苌就设僧官以僧契为僧正,其后历代有僧正司、僧主,僧录,僧录司等,虽是义学沙门戒德清严的僧人做僧官,管理僧人寺庙等,但都属政府部门管辖。清代有国师等,直到乾隆时废除僧官制,佛教则处于杂乱现象。在西藏管理更严,汉地喇嘛寺庙教区,亦派僧官管理,如五台山的扎萨克,就是由达赖喇嘛派遣经汉地政府允许,而到汉族教区管理喇嘛寺庙至解放时止。
爱国爱教并不相违。佛教徒是国家的公民。有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就有爱护自己祖国的义务,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有大恩德。既然是国家公民,一切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至于信仰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不能把个人的信仰驾御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爱教的关键在于信佛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修行,以信解智力培养建立对三宝的深厚感情,保护三宝荣誉,息世讥嫌,维护佛弟子的尊严。《起信论》云:“护持如来所制禁戒,不令见者有讥嫌,能使众生舍罪修善。”历史事实证明,凡古今中外持戒修行,学德兼备,利国利民,对佛教事业有所贡献的长者和大德法师,无不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敬仰和尊重。如果处理好个人信仰与国家的主次关系,爱国爱教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完全能够统一起来。
佛教传入中国近二千年,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绘画,以及雕刻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使佛教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各民族的先贤大德们所创造的佛教文化事业,正等着当今的佛弟子去搜集整理研究,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为祖国的民族文化事业各尽微薄之力。因此,作好各项佛教事业,有利于国家建设,有利于民族团结,都是在为民族争光,为中国佛教增添光彩,这是国家的希望,也是广大佛教徒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