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间佛教”的提出和所要解决的问题

“人间佛教”这一口号自上个世纪初正式提出后，便一直成为佛教界内界外的热门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间佛教”已被确立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形成为时代的潮流。但是，“人间佛教”的提出，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佛教是中华民族成功地接受和改造外来文化的成功范例，最终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自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思维模式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相反曾受到各种非难和排斥，其中不乏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毁佛者，如三武一宗：所受到的一般行政限制则更是不可胜数。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佛教基本上抱着超然的姿态，以此摆脱来自国家的严密控制，谋求个人的某种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这就是慧远所说的：“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这种处世态度就是太虚所说的“思想是大乘，行为是小乘”。在现实社会中，佛教的出世理论不但为严酷的官场斗争中失意的士大夫提供了隐遁的退路，同时也为他们制造了“方外之宾”的身份从而重新成为各派势力争取的对象。

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近现在，伴随着吏治的腐败，僧侣队伍也走向腐朽堕落，经济上相互争夺庙产，信仰上流于中国固有的鬼神观念、祖先崇拜，成为“忏颂法事、坐香念佛”的宗教。及至晚清，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杨文会对此描述道：“近时宗门学者，目不识丁，辄自比于六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从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近代以来，门户之见牢不可破。支那境内，禅宗五派，空腹高心，西来大意，几成画饼，台教一派，尚能讲经，惟泥于名相，亦非古法。”“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各寺住僧安于守旧，不乐维新。”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佛教如何走出困境，起死回生？通过杨文会（1837～1911）、太虚（1890～1947）等几代人的努力探索，终于认识到必须铲除腐败，革故鼎新，将两千年来消极遁世的佛教重新塑造成入世的佛教。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间佛教”理念。杨文会的思想，突出的一点是在会通儒、佛，即沟通“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他认为“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隐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应当注意到，杨氏虽然也倡三教融合说，但他要突出的是佛教，在他看来，“儒、道之高者，始能与旨理相通，皆是菩萨影现，行权方便也”。显然，杨氏的真正目的是在为自己宣扬的入世佛教作理论上的铺垫，为明清以来同现实社会完全脱离的佛教重新找到人世间的立足点。

杨氏的这一思想后来由其弟子太虚法师进一步发展成“人间佛教”学说。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萌芽于本世纪初。1928年他曾于上海讲述过人生佛学，6年后发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理论己臻成熟。他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虚明确提出新佛教应当从旧佛教消极出世、厌弃人生的处世态度向重视人生，进而注重社会的方向转变，使佛教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并将解决现代社会中的荇种问题当作自己的使命。太虚强凋：“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圜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由此可见，太虚的人间佛教路线是通过个人进取和个人完善，进而扩展至整个社会。

印顺法师在阐发太虚的“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思想时，也强调该思想包含了“对治”和“显正”两个方面。就对治方面来讲，中国的佛教末流一向重视“死”和“鬼”，从而引出许多流弊。为了纠正这种局面，太虚大师才提倡“不重死而重生，不重鬼而重人”的佛教，这就是“以人生对治死鬼的佛教”。印顺法师还说，“中国学佛者，由于重视了死，也就重视见鬼”。于是，“佛教中，不但应赴经忏，著重度亡；而且将中国的一些迷信习俗，都引到佛门。卢来，这完全受了中幽人生为鬼’的恶影响”。为对治这一类“鬼本”的谚见，太虚大师特提出“人本”来加以纠正。由此可见，上世纪前半叶提出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是宵明确的针对性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人间佛教”的现代意义，也要带有问题意识，也要针对当前佛教界存在的问题来谈，否则就会失去人间佛教的本来意义。

二、人间佛教的基本载体——居士佛教

若干年前，本人不揣浅陋，就当前实现人间佛教的载体大胆地提出了走“居士佛教”之路的设想，发表了《中国佛教应走什么道路——关于居士佛教的思考》一文。我的基本观点认为，两千年来的传统佛教总体上是消极发展的；明清以降，佛教队伍已腐败之极；近代，杨文会、太虚等人提出的“人间佛教”理念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二人的改革经验证明，中国体教的改革只有靠居士阶层来进行，而近代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一大批居士的出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后，文章还为“居士佛教将成为今后佛教的主流”提出了八点理由。兹申述如下：

1、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是重建人间佛教的内在依据。有人说中国佛教“思想是大乘，行为是小乘”。就整体上讲，这种描述是对的。中国以往两千年中的佛教确实趋向于消极遁世，但大乘佛教的入世理论却得到了充分发挥，且早已深入人心。近代杨文会、太虚等人将这种宝贵精神发掘出来，努力沟通“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可以说已经为人间佛教的建设作好了理论铺垫。

2、只有居士才能担当重建人间佛教的历史重任。人间佛教表现了佛教发展的社会化、大众化、生活化趋向。太虚在勾划其具体内容时说：“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道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太虚明确反对人们都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相反，他要求人们以佛教理念来改良社会，在人间建设净土。显然，实现这一理想，居士的身份最为合适。在太虚看来，在家的居士们从事着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的各项具体工作，因而能够切切实实地将佛教的理念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样便使国家社会民众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当每个人都能由菩萨道而进至于成佛，当整个人类生活都冈此而“合理化”、“道德化”，人间佛教的目的也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