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佛教关系】 　　佛教创始于印度，中国的佛教是由印度传入的。

　　佛教何时从印度传来，从古以来传说不一。有的说秦始皇时(公元前246—210，接近阿育王在位时)就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中国(《历代三宝记》卷一等)。随后又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从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口受浮屠(佛)经之说(《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而最通行的传说，则是东汉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即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十年(67)邀同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并赍所得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并招待于鸿胪寺内。随后就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们在寺译出了所赍来的《四十二章经》等。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

　　但在这以前即永平八年(65)，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给他的诏书中，就有“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等语(《后汉书》卷七十二)。可见那时佛教确已由印度传入中国无疑。又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中国有僧尼的开始(《僧史略》卷上)。显然其时已有印度和西域沙门来中国弘传佛法了。其后，桓帝于宫中立浮屠祠，修华盖之饰，而民间奉佛也逐渐兴盛。从那时以来，由西域来华的僧人有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国支娄迦谶、支曜，康居国康巨、康孟详等；而直接由印度来华传弘佛教的僧人，则有竺佛朔、竺大力等。其中竺佛朔于汉桓帝时(147—167)赍着梵本来到洛阳，于灵帝光和二年(179)译出《道行》、《般舟三昧》等经二部三卷，月氏僧支谶并为传言。竺大力则和康孟详共译出天竺僧昙果从迦维罗卫赍来的梵本《修行本起经》。他们对于中国佛教的兴起给了有力的启发。又如汉末徐州牧陶谦部下的笮融，于广陵、丹阳等处大起浮图祠(佛寺)，并制涂金铜像，及造堂阁容三千人，令悉读佛经，浴佛饭众。乃至当时远居交州的苍梧牟融，也著有《理惑论》，以弘护佛教。证明这时印度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相当广泛。

　　另在中国新疆地区，当时所谓三十六国的西域一带，佛教早已由印度传入。据传，公元前一世纪中，有毗卢折那(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洛阳伽蓝记》卷五作毗卢旃，《魏书·西域传》作卢旃)阿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田弘化，于田王为建赞摩大寺，是为于田地区有佛教的开始。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并建造伽蓝。至公元一、二世纪间，这个地区的佛法已相当兴盛。即如三世纪初，葱岭东麓的蒲犁(《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作朅盘陀国，今新疆省塔什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王，听说在天竺和马鸣、龙树、提婆并称“四日”的经部本师鸠摩罗多于呾叉始罗国弘化，即兴兵胁迎尊者来到蒲犁，建大伽蓝，盛弘佛教。同时，天竺风格的石窟和犍陀罗式造像以及壁画等佛教建筑和艺术，也在龟兹、于田一带发展起来。

　　公元三世纪间，有中天竺僧昙柯迦罗于曹魏嘉七年中(249—253)来到洛阳，鉴于汉地沙门只是剃发而没有禀受皈戒，又举行斋忏时仍用传统的祠祀礼节，认为不合佛制，遂译出《僧祇戒心》一卷，邀当地梵僧为立羯磨法传戒。这是佛教戒律在汉地流传的开始。又有天竺僧维祇难和竺将炎，于孙吴黄武三年(224)结伴携梵本来到武昌，译出《法句经》等二部六卷；维祇去世后，他的同侣竺将炎于黄龙二年(230)在杨都(今南京市南)译出《摩登伽》、《佛医》等经四部六卷。魏陈思王曹植曾依照梵僧歌咏的声调，运用佛经的题材以汉地文辞来制造梵呗，为中国佛教音乐文学的开始。这时汉地沙门朱士行感觉到丝佛朔传来的《道行经》梵本还不完备，开始于甘露五年(260)往于田求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九十章，嘱咐他的弟子弗如檀等带回洛阳，由出生于中国的天竺人竺叔兰和于田沙门无罗叉，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在陈留共同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三十卷。随后又有敦煌沙门竺法护也到西域，学会了当时所谓三十六国语文，求得胡本经典二百余部，回到汉地。他在沿途及长安，共译出《般若》、《方等》大小乘经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中国佛教到了西晋时代(265—316)已经是“寺庙图像，崇于京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出家沙门也渐渐增多。据《高僧传》卷九说，其时天竺僧耆域，泛海到扶南(今柬埔寨)，经交(今越南北部)、广、襄阳，于晋惠帝末年(306)来至洛阳，为人医病，很有效验。他认为汉地沙门衣服华丽，不合僧制，而教人摄制三业，修行众善。后来洛阳兵乱，他仍还印度。至东晋时(317—420)，天竺僧人来华的渐多。罽宾僧僧伽跋澄，历游诸地，于苻秦建元十七年(381)抵达长安，译出《鞞婆沙论》等三部二十七卷，释道安等相与校定。又有天竺僧昙摩蜱也来长安游化，于建元十八年(382)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一部五卷。又有罽宾僧僧伽提婆，也于建元十九年(382)来到长安，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等二部四十六卷。后赴洛阳，转登庐山，慧远请译《阿毗昙心论》等三部七卷。隆安元年(397)他游于建康，应请讲《阿毗昙》。同年更译出《中阿含》及核订《增一阿含》。这时又有出生于西域的天竺籍僧鸠摩罗什(344—413)，是一位对中国佛教起过重大影响的杰出学者和翻译家。他精通印度佛教和五明等学问，智辩无碍。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将罗什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请住西明阁和逍遥园，广译经典，前后所译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于弘始十五年(413)七十岁时，在长安逍遥园逝世，遗体依天竺习惯焚化。但他的业绩和名誉将随着中国佛教和中印人民的友谊而长存不朽。又当时来华的天竺僧人，还有罗什的导师佛陀耶舍。他于弘始十二年(410)译出《四分律》，随后又译出《长阿含》等经，共四部八十四卷。罗什逝世后，辞还罽宾。同时又有罽宾僧弗若多罗，于弘始年中(399—415)来至长安，弘始六年(404)义学沙门六百余人集于长安中寺，请他诵出萨婆多部《十诵律》的梵本，罗什译为汉文。才译出三分之二，多罗即因病去世。随后又有天竺僧人昙摩流支，携着《十诵律》的梵本于弘始七年(405)秋来到长安，庐山释慧远寄书请他和罗什继续译出此律，共五十八卷。这时又有罗什在龟兹的老师罽宾僧卑摩罗叉，闻罗什在汉地弘法，也于弘始八年(406)来到长安，罗什即以师礼相待。罗什去世后，他又去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弘传律学，并将罗什所译的《十诵律》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而扩充为六十一卷。又曾往江陵辛寺开讲《十诵》，并实行夏坐。又有罽宾僧昙摩耶舍，于晋隆安年中(397—401)来抵广州，住白沙寺，善诵毗婆沙律，并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405—418)，北至长安，和另一位天竺沙门昙摩掘多共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论》二十二卷。又译出《乐璎珞庄严经》一卷。他又游化江陵，大弘禅法。至宋元嘉中(424—452)，辞还西域。这时又有一位中天竺僧昙无谶，携着《大涅槃经》前分等梵本经于田、龟兹，于北凉玄始年中(412—427)来抵姑臧，受到凉主沮渠蒙逊的优礼接待，并被邀请译经。他因不懂当地语言，未肯即译，于是学语三年，并得河西僧慧嵩、道朗的帮助，才译出《涅槃经》的初分；随后遣使至于田寻得后分，又继续译出。又应请译出《大集》、《佛所行赞》等，总共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为仅次于罗什的杰出学者和大翻译家。由于他的译品在后世的弘传，遂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涅槃学派。

　　这一期间，中国沙门中出现了一个往天竺求法的热潮。而第一个去印度巡礼佛迹，求取经律，并获得巨大成绩的是中国僧人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由长安出发西行，在巴连弗邑住了三年(405—407)，得到大量经律论梵本，转经锡兰住了两年，于义熙八年(412)循海道归国。先后与在晋地弘法的梵僧佛陀跋陀罗共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五部四十九卷。他还介绍自己西行的经历和天竺各地佛教情况，写成《历游天竺记传》一卷。其中并记录了许多有关印度古代史地的资料，为至今世界东方学者所重视。同时还有和法显在张掖相遇，西行后又分散的凉州僧宝云，也越过葱岭入北印度，历游天竺诸国，瞻礼佛迹，广学梵书。后归长安，转至晋京，在道场寺，先后译出《新无量寿》、《佛本行》等经，四部十七卷。他也曾将游履国外的经历写成记传(今佚)。又和他们结伴西行的凉州僧智严，也经由另一条路进到罽宾，从当地摩天陀罗精舍僧佛驮先谘受禅法，修学三年，并邀着该地禅匠佛驮跋陀罗来至长安弘法。他后来也被请到宋京，居枳园寺。于元嘉四年(427)译出《无尽意菩萨》、《法华三昧》等经，十部三十一卷。智严后又和他的弟子智羽、智远等泛海重到天竺，谘访贤达，然后步行东归，走到罽宾，中途逝世，年七十八。其时另有冀州僧慧叡，曾从四川的西南，翻越山岭，去到印度，一直抵达南天竺。对于当时天竺各地的音译诂训，殊方异义，全都通晓。后又回到庐山，转至长安，入鸠摩罗什门下，帮助传写。罗什在译经时常和他商谈梵汉语文体裁同异等问题。他后来也到建业，住乌衣寺，讲说众经。又有雍州僧智猛，于姚秦弘始六年(404)结合同志十五人，从长安出发，攀登葱岭，而九人退还，二人身死。智猛等五人共度雪山到罽宾国，又行经迦维罗卫、拘尸那、伽耶、华氏城各地，观礼佛迹，并获得《大般泥洹经》、《僧祇律》等梵本东归。同行三人又在途病故，智猛和昙纂回到凉州，译出《大般泥洹经》二十卷；后来入蜀，并将西行经历写成传记。其时正当印度笈多王朝(320—590)。相传又有中国沙门二十余人，从蜀川?牱道出至印度，朝礼摩诃菩提圣迹。时室利笈多大王见而敬之，遂施地建造了一所“支那寺”，供他们居住，并划给二十四个大村庄，以充供养。可见中国僧人在印度求法时所受的优遇和中印两国友谊的绵远。

　　当时中印僧人往来，主要通过冰天雪地的帕米尔高原、大小雪山和沙漠地带，他们“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高僧传》卷十四)的精神，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