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造像和石窟开凿的风气，也给中国佛教界相当大的影响。如秦苻坚曾以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像、金箔绣像、织成像等各种造像赠与释道安(《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而释道安、竺道一和名艺术家戴逵父子等也均造有各种精妙的佛像。又苻秦沙门乐僔和法良先后在敦煌鸣沙山穿凿石窟造石佛像，为敦煌莫高窟造像的开始。紧接着沮渠蒙逊也在三危山凿岩造像。

　　到了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当时天竺各国屡次遣使来华通好。梁武帝亦于天监元年(502)遣郝骞、谢文华等八十人至中天竺舍卫国请得释迦旃檀像归来供养(《佛祖统记》卷三十七)。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在梁京，被任为“总知外国使命”。另在北魏景明四年(503)，南天竺国并以辟支佛牙献赠于魏(《魏书》卷八)。其时北魏大兴佛法，天竺、西域各地沙门来洛阳者有三千人。

　　这一时期来中国江南译经的天竺人士，首先有罽宾僧佛陀什，于宋景平元年(423)到扬州，当地众僧请他于龙光寺将法显赍回未译的弥沙塞律梵本译成《五分律》三十四卷，同时又译出这部律的《戒本》和《羯磨》各一卷。随后又有罽宾僧求那跋摩，经狮子国、罽婆国来到广州，于元嘉八年(431)正月到达宋京，住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菩萨内戒》等经十部十八卷。同时天竺舶主竺难提曾数数往来中印间，从事海上贸易，并曾先后将《大乘方便》、《请观世音》等经梵本三部译成汉文五卷。又有天竺僧僧伽跋摩，于元嘉十年(433)经由西域来到宋京，受请住平陆寺，流布道化。从元嘉十一年开始，在长干、平乐等寺译出《毗尼摩得勒伽》、《杂阿毗昙心论》等五部二十四卷。于元嘉十九年(442)随西域商人仍还天竺。又有天竺僧僧伽罗多哆，于宋景七年(423)来到建业，过着天竺沙门的乞食生活，宴坐林下。后于元嘉十年在钟山建造精舍，名宋熙寺。阇宾僧昙摩蜜多，历经龟兹、敦煌、凉、蜀、荆州来到建业，以禅法教授学人，译有《观普贤行法经》、《禅秘要经》等十二部十七卷。并于元嘉十二年(435)在钟山营建定林上寺。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经狮子国泛舶于元嘉十二年(435)来到广州，宋朝廷遣使迎至建业，住祇洹、东安等寺及荆州辛寺，前后译经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四卷。

　　南齐时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由南海来到齐京，住毗耶离寺。至永明十年(492)译出天竺大乘师僧伽斯那所抄集的《百喻经》，又译《须达经》等共三部六卷。又有中印度沙门昙摩伽陀耶舍，于齐建元三年(481)在广州朝定寺译出《无量义经》一部，后来传到齐京缮写流布。梁代又有西天竺优禅尼国僧真谛，原在扶南国弘化，于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达梁京。前后译出《解节》、《金光明》等经，《摄大乘》、《俱舍》、《唯识》、《十七地》、《佛性》、《中边》等论及诸记传共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他所译的，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其中由于他译述的《摄大乘论》，为中土僧人们所弘传讲习，遂至形成了一个摄论学派。

　　同时来到中国北朝弘法的天竺人士也颇多。天竺禅师佛陀，于五世纪后期来到恒安(今大同市附近)，受到北魏孝文帝的礼敬，并应请于北台石窟结众习禅。至魏都南迁洛阳，他也随行，并时往嵩山静养，当时为他建造了少林寺。这时随他受学的经常有数百人，学禅的僧稠和地论兼律学大德慧光，都曾出于他的门下。又有南天竺禅师菩提达摩，也于五世纪末历经江南来到魏地，见洛阳永宁大塔，认为庄严精丽，为历游诸国所未尝见。他在嵩山少林寺弘传禅学，门下慧可、道育等都得了法，后来递传而形成一个盛大的禅宗流派。又有南天竺僧昙摩流支，于六世纪初来至洛阳游化，时北魏宣武帝盛兴佛教，流支于景明二年(501)至正始四年(507)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三部八卷。又有北天竺僧菩提流支，于永平初年(508)来游洛阳，受供养于永平大寺。当时来洛梵僧七百人，以流支为译经首席，从初译《十地经论》一直到后来移至邺都，前后将三十年，讲译不辍。所译经论共三十部，一百零一卷。

　　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也于北魏正始五年(508)来洛阳，应请译《十地经论》，与菩提流支合作分工，后又译出《宝性》、《法华》、《宝积》等论，三部九卷。摩提慧解深利，尤明禅观，宣武帝每令讲《华严经》。同时还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也于北魏永平元年(508)在洛阳内殿参与《十地经论》的翻译，随后又在洛阳白马寺和邺都金华寺译出《十法》、《如来狮子吼》及《摄大乘》等经论共十部十一卷。又有北天竺僧毗目智仙和南天竺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同游洛阳，后又转至邺都。毗目智仙于兴和三年(541)在邺都金华寺译出经论五部五卷。般若流支则在智仙指导下，从元象元年(538)到兴和末年(543)在金华寺等处译出《正法念处》等经，《顺中》、《唯识》等论，十八部九十二卷。他是天竺婆罗门来中国大量翻译佛经的第一人。般若流支的长子达摩般若，也继承父业，从事传译，北齐时任职为僧官“昭玄都”。北周毁佛后转任俗官“洋州洋川郡守”(今陕西洋县)，足见天竺人士在古代中国所受的优遇。又有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于北齐天保七年(556)来到邺都，受齐文宣帝优礼，应请在天凭寺译经。当时齐朝廷三藏殿内有梵本千余筴，均送请翻译。他从天保八年(557)到天统四年(568)先后译出《大集月藏》、《月灯三昧》等经论共七部五十一卷。随即被任为“昭玄都”，又转为“昭玄统”，并以所得的俸禄在汲郡(今河南汲县)风景胜地建立了三所寺院。后周毁佛时，他外著俗衣，仍避居当地。又中天竺僧阇那耶舍和阇若那跋达啰，偕同他的两弟子北天竺沙门阇那崛多、耶舍崛多，于北周武成元年(559)经于田、鄯州等地来到长安，住草堂寺，被周明帝延见，谈论佛法，并建造四天王寺以供他们居住。阇那耶舍于保定四年(564)到建德元年(572)在寺译出《大乘同性》、《大云请雨》等经六部十五卷。耶舍崛多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等经论三部八卷，阇那崛多又译出《金色仙人问经》一部二卷。后阇那崛多被请入蜀，任益州僧主，在龙渊寺又译出《佛语经》、《法华经普门偈》等三部三卷。后周武帝毁佛，命他们入京，重加爵禄，劝从儒礼，他们坚决不从，被许西归。

　　南北朝时代由南方前往天竺求法的沙门，首先有幽州高僧昙无竭，集合同志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于刘宋永初元年(420)赍着幡盖供养资具西行，经罽宾等国，礼拜佛迹，并随处受学，辗转到中天竺，同侣中有二十人先后在途中身死。无竭等历访舍卫诸国，至南天竺泛舶归宋，译有《观世音受记经》一卷，所历行程，别有记传。又有高昌沙门道普，曾游西域、天竺，能梵语梵书，后于元嘉年中(424—453)宋文帝资遣他同书吏十人西行求经，他也有过一部游履异域的记传。又有酒泉沙门慧览，曾到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律，后来东归，行至于田，当地诸僧多从他受戒。到宋京时，金陵禅僧也从他受学。又有南齐定林上寺僧法献，于宋元徽三年(475)西行求法，因葱岭栈道不通，遂于于田获得北天竺乌苌国赠来的佛牙一枚及佛舍利、梵本经等回到宋京，建佛牙阁，礼敬供养。

　　另由北朝出发西行的有元魏沙门道药，于魏武帝末年(451)经疏勒、葱岭去到天竺僧伽施等国，回国后也有《记传》一卷。北魏崇立寺沙门惠生和敦煌人宋云，于神龟元年(518)由魏太后资遣西行求法，到北天竺乌苌、乾陀罗诸国，得到梵本一百七十部，于正光二年(521)返国，他两人也分别撰有《行记》、《家记》(均佚)。北齐沙门宝暹、道邃、僧昙、智周、僧威、法宝、智昭、僧律等十人，于武平六年(575)西行求法，往返七年，获得梵本二百六十部，归途行至突厥，遇天竺僧阇那崛多。宝暹等于开皇元年(581)返至长安，并奏请朝廷邀崛多来京，从事翻译。

　　关于中印语文的沟通，这一其中有曾游南天竺的高僧慧叡，于刘宋时应文学家谢灵运的谘问，著《十四音训叙》，条列经中梵汉音义，昭然明了(《高僧传》卷七)。又西天竺僧真谛，也在翻经的同时，纂集梵文词语，撰成《翻外国语》七卷(已佚)。另在北朝六世纪初，洛阳融觉寺中国僧昙无最，撰成《大乘义章》一部，北天竺僧菩提流支见之弹指称善，并将他的著作翻成梵文，寄传西域(《续高僧传》卷二十三)。这是第一部汉译梵的中国佛教撰述。

　　隋唐时代，为中国佛教义学的成熟时期。首先是隋朝统一了南北两朝，复兴佛教，原在北周任郡官的中天竺婆罗门般若流支的长子达摩般若，奉令仍职掌翻译，他于开皇二年(582)译出《业报差别经》一部一卷。时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原在北周混俗隐居，隋帝即礼请他至长安大兴善寺，重事弘译。又有北天竺僧毗尼多流支，于开皇二十年(600)来游长安，应请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等经二部二卷。据越南佛教史籍传称，他曾在隋受中国禅宗三祖僧璨的传授，后即于归途在交州(今越南北部)弘演禅法，形成越南前期的禅学一派。又有南天竺高僧达摩笈多，历经葱岭、龟兹、高昌来抵瓜州。以开皇十年(590)奉隋文帝旨延入长安，住兴善寺，与阇那崛多共参传译。后来崛多去世，他即主持译事，从大业初年(605)至大业末年(610)，先后在洛阳上林园翻经馆译出《大方等善住意》、《菩提资粮》等经论共九部四十六卷。同时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僧彦琮，也精通梵学，时有天竺王舍城梵僧，来谒隋帝，事后将还本国，请求《仁寿舍利瑞图经》和隋朝《祥瑞录》，即敕彦琮翻汉为梵，合成十卷，传往天竺。

　　唐代中印佛教文化的沟通更为畅达，据《释迦方志》所说，唐初的中印交通往来有三条路线：一为由长安经清海(今青海)贯通吐蕃(今西藏)、尼波罗(今尼泊尔)往印度的东道；一为经瞿萨阇那(今和田)等天山南路，越葱岭，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入西北印度的中道；一为经屈支(今库车)等天山北路，越葱岭北面，通过迦湿弥罗的北道。此外，还有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经云南、骠国(今缅甸)往东印度的陆行路线，以及由广州经南海诸国沿岸，过新加坡海峡，往印度的海行路线。

　　当时唐梵沙门往来频繁。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印度佛教人士，有中天竺那烂陀寺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来唐朝西北可汗叶护地区行化。时唐高平王于武德九年(626)入蕃和他相见，即邀他于同年十二月来抵长安，敕住大兴善寺，先后传译《宝星陀罗尼经》、《般若灯论释》等三部三十八卷。这时印度密教已渐兴起，有中天竺僧阿地瞿多，从西印度广赍密教梵本于永徽三年(652)来抵长安，敕在大慈恩寺安置。时唐京道俗请他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开演密法。他又从梵本《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译出《陀罗尼集经》十二卷，加以传播。又有中天竺大菩提寺沙门法长和阿难律木叉、迦叶等，带着印度僧智光、慧天给玄奘的书信方物，于永徽三年(652)来到长安。阿难律木叉和迦叶另在经行寺译出了《功德天法》一卷，也编在阿地瞿多的《陀罗尼集经》第十卷内。法长等仍于永徽五年(654)赍着玄奘致智光等的复书和赠品等回返印度，洋溢着中印僧人友好来往的深厚情谊。又有中天竺僧那提，曾赍集大小乘经律论梵本五百余筴一千五百余部，经南海诸地于永徽六年(655)来至唐京，奉敕于大慈恩寺安置供给。这时印度婆罗门方士那罗迩娑婆和卢迦溢多先后被邀在唐配“长生药”。唐高宗即遣那提前往昆仑诸国，采取药料。他到南海真腊又受请弘法建寺，但仍完成使命返唐，并在长安译出《狮子庄严王请问经》等三部三卷，后又被请仍往真腊弘化。中印度僧地婆诃罗，于仪凤初年(676)携赍梵本来到唐京，奉敕于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先后宣译出《大乘显识经》、《华严经续入法界品》等十八部三十四卷。又地婆诃罗译场有证语沙门慧智，原是印度婆罗门子，生于长安，通梵汉文，后出家，参与历届翻经证语；他后来在洛阳佛授记寺自译出《赞观世音菩萨颂》一卷。北印度僧佛陀波利，远闻中国五台山文殊师利灵迹，即杖锡东行，于仪凤元年来抵五台，虔诚礼拜，后返本国，取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再来长安。北印度迦湿弥罗僧阿你真那，于长寿(693)二年来到洛阳，即受请译经，迄至神龙二年(706)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共译出《不空?索陀罗尼》、《浴像功德》等经七部九卷。此后他即专精礼诵，并于龙门依印度法式修建了一所“天竺寺”，和他的同侣在寺修持密法。南印度僧菩提流志，于长寿二年来抵长安，先后译出经论五十三部一百十一卷。中印度僧善无畏，携赍梵本经迦湿弥罗、吐蕃，于开元四年(716)来至唐京，从开元五年(717)起，在菩提院译出《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又得华严寺所藏唐僧无行在印度求获的梵本，于洛阳大福先寺为沙门一行译出《大毗卢遮那神变加持经》七卷，一行笔受，并造经疏，为中国瑜伽密教正式传受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