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南印度僧金刚智，偕同他的弟子不空泛舶，于开元七年(719)来抵广州，翌年被迎至长安，居慈恩寺，又移大荐福寺，广弘密教，建曼荼罗，沙门一行、义福等并从他受法。他于开元十一年(723)及十八年(730)间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念诵法》等四部七卷。由于善无畏和金刚智来唐弘传瑜伽密教，两京知名的缁素从而问学的甚众。更加以金刚智的弟子不空等在唐的盛行传弘，遂兴启了中国的瑜伽密宗。又有东印度僧达摩战涅罗，学通三藏，特善医方，西越葱岭，来至龟兹，教授学人。经安西节度使吕休林推荐入朝，即于开元二十年(732)赍同梵?来抵长安，受玄宗接见，住资圣寺，即进献医方梵?药草经书，并献出北印度僧阿质达霰在安西所译出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等三部五卷。他本人随即和他的弟子利言在资圣寺译出《医方本草》、《普遍智藏般若心经》若干卷。北印度僧般若，也习闻中国五台文殊灵迹，遂泛舶东来，一度被风吹返，又重修巨舶，经历南海诸国，于建中二年(781)来至广州，翌年行抵长安。得到在唐任神策军正将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新平郡王的同国乡亲表兄罗好心介绍，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共译出他所携来的《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七卷。但般若不懂胡语及唐言，景净不明梵文和佛法，因而译文乖错。唐朝廷遂另命长安诸寺大德沙门助他重译，成十卷，良秀并为撰制经疏。六年(790)他奉诏出使北印迦湿弥罗求取梵?，并赐紫衣及三藏号。八年(792)返唐，又续出《般若心经》、《本生心地观经》等四部二十卷。然后朝礼五台山圣迹。至十一年(795)南印度乌荼国王以手写的《华严经·普贤行愿贫》梵本遣使远赠来唐，般若主持翻译，计四十卷。印度僧崛多，于八世纪初曾来游学于禅宗六祖慧能门下。又有西印度僧伽梵达摩、北印度沙门牟尼室利、中印度沙门尸罗跋陀罗和菩提仙、西印度沙门金俱吒等，他们都在唐地译经弘化，对于中印佛教文化的沟通作出了相当的贡献。此外还有中印度大菩提寺沙门八人和工匠两人，于贞观年中因唐使王玄策的邀请，来中国传授造糖技术，并开始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甘蔗制成了石蜜(《续高僧传》卷四)。

　　同时，唐代高僧前往印度求法的也甚为踊跃。首先是中国卓越的佛教学者玄奘，于贞观三年(629)由长安西行，循天山北路越葱岭至北、中印度各地，历参众师，广学经论，瞻礼圣迹，并在中印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硕德戒贤的指导下，精研《瑜伽》等论及大小乘内外诸论，并被奉为寺中十大德之一。他又撰出了梵文《会宗论》和《制恶见论》，以会通大乘空有两宗的论争和折服正量部师的异见，后在当时印度十八国王和有学问的沙门、婆罗门六千余人的曲女城学术辩论大会中标举论宗，赢得“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光荣称号。最后，携赍着经律论等梵本五百二十?六百五十七部，于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他的弘法愿望获得唐朝廷的大力护持，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曾将所经历和传闻的印度、西域一百三十八国的佛教及史地情况，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东方学术界的重要名著，现在印度政有已经根据该书的记载，发掘出不少古迹，有助于考订印度的古代史。他还将印度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和中国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传至印度。玄奘一生讲译不倦，门下英才甚众，形成唐代佛教人文的盛势。

　　随后又有义净，于咸亨二年(671)至印度，学习十年，然后回国。先后撰译经论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义净的门弟子唐青州僧慧日，也于嗣圣十九年(702)泛舶西行，经南海佛逝、狮子等国，至印度各地遍礼圣迹，寻求梵本，访善知识，接受净土法门，然后经北印度，于开元七年(719)返抵长安，前后周历七十余国，赍回经像颇多，赐号为“慈愍三藏”。又有唐京兆沙门悟空，原为唐遣罽宾国中使张韬光部下左卫别将，出家后于迦湿弥罗受具足戒，并习律仪，学梵语，游礼诸寺。南行至中印度，瞻礼八大灵迹，住那烂陀寺三年，于贞元五年(789)返抵长安，献所译经和佛牙舍利，敕住章敬寺。此外还有唐太州沙门玄照，齐州沙门道希、师鞭，并州沙门道方、道生，京兆沙门末底僧诃，长安沙门玄会，益州沙门明远、义朗、义玄，荆州沙门道琳、无行，襄阳沙门灵运，澧州沙门僧哲，洛阳沙门智弘以及乡籍不明的沙门信胄等，他们都于七、八世纪间怀着宗教感情和弘法胜愿，或由北路陆行，或经南海泛舶，分别到达了印度各地，巡礼佛教圣迹。大都以宗教学人的身份，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而万里孤征，舍身殉法(他们的事迹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随着中印佛教人士的往来频繁，有关介绍印度佛教情况的书，也陆续撰出，除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传》等外，还有《中天竺行记》、《唐西域图志》、《西域志》等图书编出，使中国人士对于佛教胜地及印度文化更加理解，同时印度风格的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广泛流布。贞观十九年(645)雕绘巧匠宋法智随王玄策等至摩揭陀等国图写圣迹和佛像归来，唐京道俗竞相模写仿制。这些都有助于当时中国寺塔、石窟和造像等佛教艺术的发展。

　　公元七世纪间，中印度阿拶哩(一作阿吒力)、师赞陀崛多(一作室利达多)由摩揭陀来到南诏(今云南省)，传播密教，受到南诏王细奴逻的崇敬，开建五密坛场，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西印度来到南诏，相继传布阿吒力教，时称为“南诏七师”。他们的教法一直到近世还传持不绝。此外还有梵僧李成眉和他的弟子禅和子，于九世纪间由中印度至大理一带游化。

　　在这一时期，佛教也由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地区，译出了《宝顶经》、《观音经》等经典。至八世纪时，又有迦湿弥罗沙门阿难陀来藏译经，当时藏王也先后遣使赴印请得高僧寂护和莲华生来藏，大弘中观、律学和密教。随后出家受戒的人数渐多，形成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盛况。至九世纪时，又请当时在藏的印度僧人同藏族僧人就前代所译的经典重新整理，统一译语，勘校梵本，加以订定或改译，并新译出一些有部戒律和大乘经典；同时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的造型艺术等方面，也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

　　至九世纪间，中国汉藏两地的佛教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以内战和交通阻滞，致令中印佛教关系一时中断。后来到十世纪，即北宋初期，由印度来到汉地的佛教学者，有中印度僧法天，于宋开宝六年(973)游锡鄜州，和河中(今山西永济)梵学沙门法进共同译出《无量寿》、《最胜佛顶陀罗尼》等经三部。太平兴国五年(980)受宋太宗召见，并赐紫衣。这时又有中印度僧天息灾，北印度僧施护也各赍梵?来到宋京，并蒙召见赐紫；时宋朝廷存有未译的梵本甚多，即命建译经院，令共传译。太平兴国七年(982)译经院成，并制定了包括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各个程序的译场制度。

　　又有北印度迦湿弥罗僧法护，于景德元年(1004)广赍梵本来抵汴京，后被召入传法院令证梵文，译出《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等十一部二百三十一卷。又有中印度僧日称，经西域至西夏(今宁夏地区)弘化，以庆历七年(1047)转至宋京，奉诏于传法院译出《父子合集经》、《大乘集菩萨学论》八部七十卷。又有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金总持等，也各赍梵本由西夏转来宋地，并奉诏入传法院各赐大师号。其中天吉祥任证梵义，智吉祥译有《巨力长者经》等二部八卷，金总持译有《大乘智印经》等四部十七卷。又有中印度僧总贤，初至北方契丹地区行化，并被奉为国师。

　　此外，十至十一世纪间，由印度各地来中国游化的梵僧，还有摩揭陀国沙门钵怛罗、哩咐日罗、中印度沙门曼殊室利、西印度沙门苏葛陀、那烂陀寺沙门补陀吃多、北印度沙门迦兰拏扇底、中印度沙门觉戒等八十余人。他们大多赍着梵?、佛舍利、佛像等来宋，被款待于相国寺或译经院等处。有的还受赠大师之号，有的转至高丽行化，或朝礼五台等胜迹。同时其中土沙门西行游访的，有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于乾德四年(966)奉诏经西域、迦湿弥罗往印度求法。而由印度归来的僧众，先后有泉州沙门智宣、沧州沙门道圆、汴京沙门继从、益州沙门光远、太原沙门重达、西河沙门可蕴、汴京沙门怀问等一百四十余人。他们也均于印度各地朝礼圣迹和参学，并赍回了许多梵本经、佛像和佛骨舍利等。这时正当印度波罗王朝，后期密教兴盛时期，而传入宋朝的经籍也以金刚乘密部为多，和宋地道学伦理思想颇相抵触，因而此类密典的翻译或流行多被限制。故其时来宋的梵僧虽多，而印度这一时期的密教并未为汉地佛教界所接受。

　　另外，在中国北方的辽、金两个时期，有印僧摩尼，于十一世纪间来至辽地弘传密教，为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等所师事。又有中印度密宗僧慈贤，也于其时到辽京行化，并宣译密典，被奉为契丹国师；后又转往宋京，从事弘译。又有中印度那烂陀寺僧苏陀室利，远慕中国五台山灵迹，以八十五高龄与弟子佛陀室利等七人航海来华。途中三人转还，三人病亡，惟佛陀室利随师入金，登五台山。

　　西藏地区佛教至公元十世纪末始行复兴，即西藏阿里区的一个统治者阔惹，让位出家，名智光，锐志弘法，曾于阿里区选派青年沙门宝贤、善慧等二十一人赴印留学，并先后迎请印僧作信铠、佛护、慧护、阿底峡等入藏地广译经典，促成了西藏后弘期佛教的隆盛。在入藏的印僧中，东印度名德法护和他的弟子们在藏地广事弘传，补译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密乘经典，使密教在西藏得以盛行。此后被请入藏传教的印度学者，还有迦耶达罗等许多著名僧人，他们对于藏地佛法，尤其是密教的传弘，都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十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遭到摧毁；至十二世纪间甚至濒于绝灭。此后中印佛教关系殆告断绝，仅有少数梵僧避入藏地。而来至汉地的印度沙门，元朝则有唧(此字缺)铭得哩连得啰摩宁、指空，明代有桑渴巴辨等数人。至于由中土往印度游访的中国沙门，只有宗泐、智光等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