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写本佛经是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也是大理佛教文物中的珍宝。其内容涉及佛教的经、论、仪轨、注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是研究白族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大理，并在劝丰佑（公元824—859）之后，逐步进入全盛，成了南诏国的国教。继南诏之后的大理国也崇信佛教，而且较之南诏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所说“此邦之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南诏大理国因此也被称为“佛国”、“妙香国”。为适应佛教的发展，抄写刻印佛经，成为当时“儒释”、“师僧”们的重要社会活动。他们抄写的佛经，除用于讲习、颂读、供佛外，还成为精美的艺术品，作为礼品赠送来宾。但历史沧桑，由于这些佛经是人工抄写的，传世不多，加之兵焚，到明清时南诏大理国的写本佛经已很难见到，弥足珍贵。

　　1956年费孝通先生带领全国人大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大理调查时，在大理市凤仪北汤天的法藏寺内发现了古本佛经3000余册。其中有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经卷20余卷；宋元版藏经2460余册；元明时期本地刻印的佛经280余册；明代传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吒力经卷10余册。此外在1978年和1981年崇圣寺千寻塔和佛图塔维修时，又发现了一批大理国和元明时期的写本和刻本佛经。

　　这些佛经中年代最早的是一卷名为《护国司南抄》的写本经卷，该经卷内有“内供奉僧崇圣寺主密宗教主赐紫少门玄鉴集”的题款，并有“时安国圣治六载甲寅岁朱夏之月抄”的手记，为南诏后期隆舜时的写经。此外在《释道常荐举七代先亡写疏》、《诸佛菩萨金刚启请义》等经卷中还有“保安”和“保天”等明确的大理国年号纪年。

　　大理发现的这些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经卷，不仅是珍贵的南诏大理国文物，同时也是研究南诏大理国佛教及书法艺术的第一手重要资料。随着学术界对云南佛教研究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这批写经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不仅可以修正一些旧观点，同时也可以为一些新观点提供证据支持。费孝通先生曾将南诏大理国经卷的发现与敦煌藏经相媲美，称其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方国瑜、罗炤、候冲、汪宁生等众多专家学者，利用经卷资料考证南诏大理国历史年代、人物、事件，研究白族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南诏大理国写经发现之初，由于大理缺乏能妥善保存这些珍贵文物的条件，因此经卷被分散保存于云南省图书馆、博物馆、社科院和大理州、市博物馆之中，没有进行过系统地整理，更没有公开出版发行，查阅利用十分困难。许多学者也只能利用片断资料进行研究，无法全面深入。所以经卷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至今还未得到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伴随着我州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今天的大理已完全具备了妥善保存，研究这些珍贵文物的条件，我们也期待着能有一天将这批记载着大理佛教史变迁的珍贵文物统一集中回故土保存。

　　(2006-12-14 出处:大理日报A3版 作者:特约撰稿 州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