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思想的创立，除了需要有思想家本人的内在体验和仰仗传统学说的继承外，还要受到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限定。在研究中国的天台宗思想创立时，不能不对这点加以充分的考虑。陈隋之际天台宗的创立虽有相当的理由，但从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去考察，北周武帝灭佛对天台宗的创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印度佛教在皇权面前的失败--周武帝灭佛

　　 公元6世纪初，南朝的梁武帝把佛教看作是治国的根本； 灵太后掌管朝政的北魏，佛教在朝廷的保护下也极其隆盛。金色灿然的大伽蓝耸立于两国的帝都南京和洛阳。据传，禅宗的第一代祖师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到永宁寺，赞叹不已，说如此富丽堂皇的大伽蓝，在印度也难以见到。这件事足以显示当时洛阳的佛教文化、佛教建筑之一斑。尽管当时佛教兴盛，毕竟停留在"印度佛教"、"外国佛教"的阶段。因为当时国内外弘法者传译的种种经典，以及他们对这些经典的研究，都不过是将印度佛教的种种学派的理论加以集中、理解而已，而没有中国佛教学者自己的创见。虽然，南北朝时代由于《涅槃经》的传译，以致"佛性"学说很流行；基于《般若经》，"空"也被普遍议论；同时也产生了教相判释。但尽是对印度佛典的赞仰、研究和理解，真正为中国佛教徒所能领悟的教理体系还没有出现。创立中国人自己的佛教，不是象南北朝那样靠佛教学者对印度佛典的研究、理解就能成功的。中国人超越印度佛教、创立自己的佛教，是在公元600年前后， 即从南北朝末到隋代。刚好在这个时候，北周武帝在中国北部严厉地推行废佛毁释的政策，一举遮断、废绝了北魏以来走向隆盛的佛教发展。正是由于这种废绝，作为中国人自己的佛教反而创立了。武帝灭佛不久，新鲜的、充满生机的中国佛教天台宗产生了，并在中国社会成长、发展。
　　 北周武帝（公元560～578年在位）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虎视眈眈地等待讨伐北齐的机会。当时的佛教寺院，拥有很大的社会财富，佛教僧侣也日趋堕落。周武帝对僧侣的骄奢淫逸极为愤怒，于是打算清肃佛教，把寺院财富充实国家财政。但要这样做，必须师出有名，即把灭佛的理由正当化、合理化。为武帝提供正当理由的人是还俗僧卫元嵩。
　　 卫元嵩，益州成都人。初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善于阴阳历数。师父授意他"佯狂乃可以得声名"，于是他佯狂漫走，乃易俗服入关，交游权贵。上书请废佛，并自还俗。武帝对他"尊礼而不敢臣之"。卫元嵩一面用当时流行的谶讳，激起周武对佛教的厌恶："时有谶记，忌于黑衣。谓沙门当次袭运为天子。武帝信之，遂行废荡。"（注：《广弘明集·滞惑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北齐书·上党王涣传》也有"初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的说法。所谓"黑衣"，即指僧人，周宇文护《致僧亡名书》有曰："岂虚缁染？"可见周代僧人是穿黑衣的。另一方，卫元嵩向周武帝提供"平延寺思想"的理论武器：卫元嵩于天和二年（567）上书，请周武帝省寺减僧， 说："治国不在浮图。唐虞无浮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运慕唐虞之化，宜遣齐梁之末法"。卫元嵩并请造平延大寺，"容贮四海万姓，不偏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无选道俗，罔择亲疏。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推令德作三纲，尊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作法师，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窃。是则六合无怨讨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沉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卫元嵩的上书有15条之多，它的基本思想（即所谓"平延寺思想"）是：不分在家出家，所有的人都可加入平延寺，这是对出家佛教的否定，对在家佛教的积极肯定。以为只供出家人住的寺院没有必要存在，世俗的城隍就是寺塔，皇帝就是如来。又以在家生活的夫妇为圣人，积极赞成婚姻生活，肯定儒家的家庭制度。人人应以不贪的心态过社会生活，说平延寺思想实现时，和平的理想社会就会出于现于世间。并说，这种平延寺思想是《大智度论》中天王佛的政令，天王佛教人装束和生活要与在家者无异，不要用僧人常用的钵，不要过出家人特有的生活。这是大乘思想最广阔的解释。
　　 卫元嵩的这一套，深合武帝之心。在建德三年（574 ）六月二十九日《诏）中，武帝把平延寺思想称为"至道"的见解，并把它表述为"即事而言，一切无非道"。武帝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推行了极为严厉的灭佛政策。《房录》卷十一云："建德敦牂（三年），迄于作噩（六年，平齐），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的理论根据是"即事而道"，这促使中国大乘佛教哲学"即事而真"的思想成熟。武帝的思想造成了佛教的断灭和兴隆，它可比喻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灭佛提供了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却又为中国佛教的产生指出了理论方向。武帝的目的，无疑是在于前者，但无意间历史却朝向后者的方面展开。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从武帝灭佛得到了转变，灭佛的理论，反而成为中国佛教诸宗的思想渊源。

　　 　　二、"即事而真"思想的展开--天台宗的产生

　　 与北周武帝"即事而道"的思想相通的，是佛教的"即事而真"的思想。鸠摩罗什在中国传播印度龙树的中观佛学思想。罗什的门人僧肇致力研究般若学思想，他在《肇论》中写道："甚奇世尊，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注：《大正藏》卷四五，第153页。）
　　 僧肇这段话表现了下面的思想：道不远，它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现实生活之外没有真理。僧肇的"立处即真"被后来各宗普遍引用，如在唐末的临济宗的义玄语录中，就可看到；华严宗的澄观也引用过"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唐初的三论学者元康把僧肇的"立处即真"阐释为"即明众生是真际。"（注：《肇论疏》卷中，《大正藏》卷四五，第174页。）这是说众生性即佛性、菩提性。 真正使用"即事而真"这个概念的是真言密教。密教者批评天台宗等虽有即事而真的思想与用例，但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即事而真，只有密教才把它全部的内容表诠出来。客观地讲，密教确实在"事"上将真理表象化得很彻底，但真正圆熟地表现"即事而真"的是天台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