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跃进，1958年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在古代中国，不论是官方往来、民间交流，或是其他方式的交往，终究受制于一定条件。而且，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异，各地之间的交流往往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乃至偏见。惟有佛教文化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绝大部分统治集团，多视佛教为神明，顶礼膜拜。因此，各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几乎是无条件的。六朝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纵横南北，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传递着其他丰富的文化信息。其影响所及，不仅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及其文化交流的若干途径看，从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佛教思想对于中古诗律演变、中古文学题材、中古文学思想的巨大影响等方面看，六朝僧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确起到了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摘 要 题】先秦至六朝文学
【关 键 词】文化僧侣/文化传播/文化中心/中古文学

　　 一般而言，天下一统时期，各地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传播是比较通畅的。譬如汉代赵充国在金城（今兰州）上书言献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即报从其计。金城到长安大约一千多里，往返倍之，中间还要经过公卿议臣的讨论，再上报天子定夺，首尾才七日。再譬如唐代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当时明皇巡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即遣河南尹王怡到京师按问宣慰，前后凡三日。这些记载或有不准确和夸张的地方，但是，汉唐时期境内联络自有其比较严密周详的驿站传递系统，则是基本事实（注：参见洪迈《容斋随笔•续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2“汉唐置邮”条，第233页。）。而分裂时期，各地的往来，特别是各国之间的往来，就有许多障碍，不那么轻而易举了。三国鼎立、东晋南迁、南北对峙，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历史，基本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绝大部分统治集团，多把佛教奉为神明，乃至视为国教。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那些“志在游化，居无求安”（注：参见释慧皎《高僧传•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69页。）的文化僧侣，或历经艰险，获取真经（注：梁武帝普通二年(521)，释法贞渡江求法，为追兵所杀。可见穿梭往来，也时有风险。见释道宣《续高僧传•魏洛下广德寺释法贞传》，《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据《大正大藏经》本影印。）；或暮鼓晨钟，青灯黄卷，通过各种途径，语玄析理，传经布道。他们的活动，大多得到各地统治集团的扶持，拥有较为便利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化僧侣在四分五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客观上起到了传递文化信息和保存文化资源的特殊作用。

　　 　　一、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

　　 随着两汉一统政权的瓦解，中国大地陷入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状态。西汉首都长安、东汉首都洛阳先后惨遭毁灭性的破坏。相比较而言，东吴经营多年的建康（今南京）和地处西北边陲的凉州等地相对平稳，文化方面尚保持着固有的连续性。为了考察文化僧侣的活动，我们不妨先从上述四个文化中心的兴衰以及文化僧侣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说起。
　　 （一）长安
　　 长安原本是西汉首都。王莽作乱，长安受到摧残。东汉定都洛阳后，长安繁荣不再。西晋末年，当永嘉之乱时，洛阳陷落，晋愍帝以秦王称尊号于长安，其时已残败不堪（注：《晋书•孝愍帝纪》载：“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根基薄弱，最后不得不投降于刘曜。此后，前赵、前秦、后秦等先后控制秦陇地区。但是，多年征战不息，长安文化发展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公元379年，前秦攻克襄阳，史学家习凿齿、文化高僧释道安等随入于长安，为长安文化的发展带来生机（注：见《晋书•苻坚载记》、《晋书•习凿齿传》、《高僧传•释道安传》及《资治通鉴》卷104。）。据《高僧传•释道安传》记载，道安死后十六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在当权者强有力的支持下，组织翻译佛经，传播异域文化，为长安文化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北魏的崛起，北方文化得到相当的复苏。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西魏分裂出来，定都长安。从这一年到北周静帝大象三年(581)，隋文帝建立隋朝，前后四十八年，再到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589)，长安成为一方国都长达五十五年之久。在这五十多年间，文化发展虽有短暂倒退，但是，随着南方文人的介入，长安文化在原有的佛教文化之外，又平添了诸多文学艺术的斑斓色彩。
　　 所谓的短暂倒退，主要是指西魏文帝大统十五岁(549)下诏，凡诸代人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改为华姓者并令复旧。由此可见西魏、北周对于孝文帝推行汉化颇多不满（注：见《北史•魏本纪》。）。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倒退，时间非常短促。公元554年十月，西魏大举发兵攻梁。江陵陷落，梁元帝被缢死，同时掠走大批南人，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学家，如琅琊王褒、沛国刘殼、南阳宗懔、吴兴沈炯、新野庾季才等。同时，这一年出使西魏的庾信也被扣留在长安。据《北史•艺术•庾季才传》载，江陵陷落后，士人多沦落底层，被视为贱民。后来西魏统治者接受了庾季才的建议，免除了数千人的奴婢身份，同时对于那些重要文人给予厚待。如拜庾信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注：见倪璠《庾子山年谱》（《庾子山集注》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校点本）及鲁同群《庾信人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文史》第十九辑）。）。西魏统治集团对于汉文化的态度，从歧视到欣赏，前后不过五年的时间，说明他们对于汉文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给南北文人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文酒聚会，商榷学问，切磋技艺，这是长安文化全面复兴的重要契机。两年后，周孝闵帝宇文觉代西魏。此后北周君主颇多喜好文学者。故庾信、王褒等人也就日益受到重视，其流风余韵，影响颇钜。公元581年二月，隋文帝杨坚代周。这一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彦琮与陆彦师、薛道衡、刘善经、孙万寿等著名文人学者共撰《内典文会集》，这是一部规模较大的佛教典籍。又为诸沙门撰《唱导法》，改正旧体，繁简相半（注：见释道宣《续高僧传•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隋文帝接受这个建议，下诏购求遗书于天下，这是长安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注：见《隋书•高祖纪》及《隋书•牛弘传》。）。开皇五年(585)，刘焯与杨素、牛弘、苏威、元善、萧该、何妥、房晖远、崔崇德、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随后，李谔又上表请正文体。李德林又受命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隋炀帝也好读书著述，前后二十多年，修撰未尝暂停，举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博、鹰狗等，无不涉猎，皆有文字传世。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长安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隋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剔杂除重，得正御本藏之于东都洛阳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这些书籍在后来的转运及战乱中虽时有损失，但是在其收集及流传过程中也为唐代文化建设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