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宣帝太建五年(573)，陈朝北伐，收回淮南地区，与北齐的关系降温。同时，北周出兵北齐，攻略晋阳等地，加强了与江南关系。这种政策的制定，与流寓关中的江南作家的影响不无关系。南、西两处夹击，北齐日衰。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师攻下邺城，北齐灭亡。阳休之、袁聿修、李祖钦、元脩伯、司马幼之、崔达拏、源文宗、李若、李孝贞、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陆乂、薛道衡、高行恭、辛德源、王劭、陆开明等十八人被迫西行，从此，北方的文化中心再次集中到长安。
　　 （三）建康
　　 建康（南京）的经营，早在汉末即已开始（注：参见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特别是晋元帝南渡，建立江左偏安政权，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移到江南。对此，学界论述颇为详尽。东晋与北方的疆界以淮河为界，南北对于江淮地区长期以来展开了拉锯战。义熙中，刘裕北伐，收复淮北地区，但是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利，又痛失该地。因此，南北疆域，或以长江为界，或以淮河为界。僧侣南北来往，大体沿水路而行。其身份大约分为两类，一是异域之僧，一是江北之僧。异域之僧如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汉末战乱，避地于吴。江左佛法之兴，实始于此（注：见《高僧传•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又如帛尸梨蜜多罗，原本西域人。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过江，止于建初寺。与丞相王导、太尉庾亮、光禄周顗、太常谢鲲、廷尉桓彝等交往甚密（注：见《高僧传•晋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此外就是康僧渊，也是西域人，生于长安。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注：见《高僧传•晋豫章山康僧渊》。）。江北之僧如支遁、慧远、竺法潜、竺法汰等，大多从河南至襄阳、新野，然后沿江而下，至江陵、荆州等地。通常情况下，渡江僧侣很快就融入当时的主流文化洪流中，这与北方僧侣大不相同。北方文化传统在所谓“五胡乱华”时受到严重摧残。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进入中原后并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强烈阻碍，因此可以相对保持着自身的原始风貌。江南文化则不然。晋朝南渡，优借士族，秉承汉魏传统，特别是以洛阳为中心而形成的玄学传统。佛教的介入，不可能绕开当时的主流文化而另立门户。很多僧侣标榜三教，出释入道，便是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必然抉择。如支遁与江南名士王洽、刘恢、殷浩、郗超、孙绰、王脩、何充、王坦之、袁宏、王羲之等交往甚密，“皆著尘外之狎”。注《庄子•逍遥游》，令群儒旧学，叹为观止。圆寂后，郗超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昙为之作诔。孙绰《道贤论》以支遁比之于向子期，称“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注：见《高僧传•晋剡沃洲山支遁》。）。竺法潜也兼治内外之学，或畅方等，或释老庄。而竺道生少学玄理，主张顿悟之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影响。
　　 江左佛教兴盛当然与最高统治者的积极倡导有直接关系。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设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又搜访术能，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处，传译佛经（注：见《续高僧传•梁扬都正观寺扶南沙门僧伽婆罗传》。），同时又供养家僧，如释僧旻、释宝唱、僧朗、宝亮、慧约等（注：见《续高僧传•梁杨都庄严寺沙门释沙门僧曼传》、《续高僧传•梁扬都庄严寺金陵沙门释宝唱传》、《高僧传、梁京师灵味寺释宝亮传》、《续高僧传•梁国师草堂寺智者释慧约传》。），传译佛经，阐释义理。在梁武帝的倡导下，“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人，资产丰沃。寺庵又常蓄私徒养女，但多不在户籍备案，这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为此，郭祖深特作《舆榇诣阙上封事》。这时的梁武帝还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到大同十年，贺琛作《条奏时务封事》远未有郭文激烈，但是萧衍却完全接受不了。可惜一切都为贺琛所言中，不久就爆发侯景之乱，建康受到重创，江南文化中心一度转移到江陵（注：参见拙文《关于〈金楼子〉研究的几个问题》，《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2000年。）。开皇九年(589)，隋师伐陈，陈后主及百官文人多被掠至长安。天下复归于一统，中国文化中心又汇集到长安。
　　 （四）凉州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往往是中原士族避难的主要场所。西汉末叶、汉魏之际无不如此（注：参见拙文《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载《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因此，这里保存了浓郁的儒学传统。如著名学者刘劭著有《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其中《人物志》流传至今，向为学界所重。《宋书•大沮渠蒙逊传》载，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西河王茂虔封表献方物，并献图书二十种，一百五十四卷。这些典籍应当都是中原所佚失的，否则没有晋献的必要。又如敦煌石窟藏书，虽以佛经为主，但是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外俗书记”，包括六经、纬候、诸子、史传、杂说、赞颂、诗歌等。这些典籍主要是由佛教徒收藏保存起来的。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西晋永康二年(301)，张轨为凉州刺史，信奉佛教。这是凉州佛教兴盛的开始，由此为中心，辐射到敦煌等地。北方分裂后，河西走廊先后由五凉政权所控制。这个地区，往往是西天取经途中的落脚点。很多高僧在此驻留，并翻译佛经（注：详见《出三藏记集》等著录。）。太延五年(439)，魏太武帝伐北凉，沮渠牧犍投降。这次战争的胜利，北魏最重要的收获不仅在于获取了大量的珍宝，还包括向平城迁徙凉州民众三万余家，其中就有大量的僧侣。因此，魏地佛教文化的基础是以凉州系为主，换言之，北魏佛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河西地区，对此，《资治通鉴》有过详尽的论述（注：见《资治通鉴》卷123。）。另外，从崔浩史案中，我们也可以略见河西文化对于北魏文化影响的端倪。崔浩为了加速推行汉化进程，往往启用河西士人。我们注意到，崔浩被杀，很多河西人受到株连，如宗钦、段承根就皆与崔浩同诛。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河西地区文人对于北魏传统文化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程骏自六世祖坐事流寓凉州，世居河西。入北魏后，曾与魏献文帝讨论《老》、《易》（注：见《魏书•程骏传》。）。说明北魏老庄之学的兴起，也与凉州文人的传播有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