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当时文人突然热衷于这种题材的创作，还是得从佛教思想的影响上寻找答案。根据传统的看法，僧侣本来不准观看一切娱乐性的活动，这也是僧律所规定下来的。如隋代智顗《童蒙止观》说，凡欲坐禅修习，必须诃责五欲，即色、声、香、味、触。声欲排在第二，“所谓箜篌、筝、笛、丝竹、金石音乐之声及男女歌咏赞诵等声”均谓之声欲。在佛教看来，声欲足以使人心醉狂乱（注：李安：《童蒙止观校释》，中华书局，1988年。）。但这已是南朝后期的情形。况且，对这些条例也不能过分绝对化。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变文、宝卷不用说，“至迟在贵霜朝时代的西北印度，这规定已经变成了空文。不然，我们无法解释马鸣在《佛所行赞》中描写女色，创作佛教戏曲的事实。可见为了宣传佛教的教义，从某个阶段起佛教开始利用戏剧、赞佛偈等文艺吸引了群众。在龟兹出土的文献中，从公元二世纪开始出现多种梵文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估计是在佛教仪礼中歌赞佛德的。‘外书音声’是跟这个潮流有关。”（注：平田昌司：《梵赞与四声论》，第2届国际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年。又《中国赞佛诗的起源》，日本中国学会第45届年会论文，1993年。）这样的推论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英国学者约翰•马歇尔的名著《犍陀罗佛教艺术》曾这样介绍一组“彩女睡眠”的浮雕：“其中一个睡女翘着二郎腿靠在高背藤椅上，胳膊弯曲，支撑着垂下的头部，左边一个睡女头放在手上，后面第三个睡女手持六弦琴。这件残片以及发现于达摩罗基诃的其他残片都有一个特点：雕出的女像体态匀称丰满，薄薄的紧身外衣能很好地透出他们苗条的身段。”（注：约翰•马歇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王冀青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这种描写女性睡眠的艺术，我们在《玉台新咏》中经常看到。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我个人宁愿倾向于积极的推测。仅从这点看，关于宫体诗兴盛的特殊背景及其文化内涵，就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注：汪春泓《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之产生》对此有所论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至于佛教对于中古文学概念、中古文学思想等方面的影响，更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注：譬如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3年）等均有很深入的讨论。）。中古时期两部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和《诗品》均与佛教思想的传播有着重要关系。《文心雕龙》既是一部齐梁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理论专著，体被文质，空前绝后。对这一特异现象的解释，我们无法绕过佛学影响这一重要环节。《诗品》不仅品评诗僧的作品，而且，在品评标准、理论命题等方面，也无不渗透着佛教的影响。我过去曾撰写《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注：刘跃进：《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对此试作探讨，还只是推测性的意见，未敢师心自是，很希望能有机会围绕着这类问题再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