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僧侣的特殊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文化逐渐本土化、系统化的昌盛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对此，几乎所有的佛教史以及文化史的论著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关于文化僧侣在沟通各地信息、推动文化发展、促使文化转型方面的专题研究，似乎还有拓展的空间。毕竟，这个时期，文化僧侣的交流，从地理空间上说，几乎涵盖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从交流范围上说，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文化领域上说，几乎影响到当时文化的不同侧面。
　　 众所周知，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大约有四条途径：一条在云南西部边境，经缅甸接壤地区传入，主要影响于西南地区；一条经过尼泊尔传入西藏地区；一条经过中亚西亚，传入新疆，并辐射到中原地区；一条是海上弘法之路，由南海到达广州，登岸进入东南地区（注：如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等就从南海到广州。昙无竭从罽宾国取经回来，也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
　　 四条线路中，经过中亚西亚进入新疆的这条传播路径涉及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这条路径的西南端往往是天竺和罽宾，而东端则是由中国的西北地区，向中原、关中和东南地区辐射。史载，佛图澄、竺法兰、竺佛朔、康僧会、维祗难、鸠摩罗什、真谛等著名高僧均天竺人。佛图澄由陆路进入中原（注：《高僧传》、《晋书》记载佛图澄事多诞妄难信。然佛图澄乃释道安之师，其于佛学之传播，实有功绩。），而真谛则由海路抵达建康（注：见《续高僧传•陈南海郡西天竺沙门拘那罗陀传》。）。由陆路通常先要涉辛头河，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往北沿着葱岭河到达龟兹。从龟兹一直往东，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西端的第一大郡敦煌。沿河西走廊向东，以凉州为中转站，分张两路：一是南下巴郡，沿着长江，抵达荆州、扬州等地。僧伽提婆即从此弘法长安（注：见《高僧传•晋庐山僧伽提婆》。）。二是东进关陇。求那跋摩、佛驮什多、昙摩蜜多则由此弘法江南（注：见《高僧传•宋京师癨洹寺求那跋摩传》、《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宋建康龙光寺佛驮什》等。）。此外，西亚的安息国、月支国等也成为弘法高僧的聚集地。早期传法的安世高，原本安息国人，汉桓帝初年即抵达中原，后来振锡江南，到达广州（注：见《高僧传•汉雒阳安清》。）。支娄迦谶、释昙迁等为月支人。除上述弘法高僧来自异域外，还有许多中土高僧西天取经，最著名者莫过于法显、宝云、智猛、勇法、昙无竭、法献等人。法显从隆安三年(399)与同学慧景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攀登葱岭，越度雪山，进罽宾国，经历三十余国求得经书。他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法显传》（注：《法显传校注》，章巽注，中华书局，1982年。其他几人传记见《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等。）。法献回来后也著有《别记》，可惜已经失传。而智猛从弘始六年(404)发迹长安，西天取经，整整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
　　 这些文化高僧往往不局限于一地一寺、一主一仆，而是往来南北，传播佛教文化。其中对于中古文化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当首推释道安、释慧远及鸠摩罗什等人。
　　 释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至邺入中寺，拜佛图澄为师，博览经典，钩深致远，品诠新旧，撰为经录。从学弟子五百余人。晋穆帝升平二年(358)，释道安四十五岁，从外地讲学后，重回到冀州，住受都寺。后辗转到牵口山。慕容隽破陆浑，释道安远适襄阳。此后在襄阳定居十余年。后来，中原丧乱，道安对其弟子说：“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其后，率弟子进入王屋、女机山，复渡河依陆浑。但是依然无法逃脱混乱。他深感佛教传播的确离不开当权者的鼎力支持，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注：见《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于是他决定改变以往的传道方略，以为“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故化整为零，各奔东西：法汰到扬州，法遇抵江陵长沙寺、昙徽止荆州上明寺、法和进入蜀地，道安与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后来，道安又被苻丕挟至长安，大弘法化，僧徒数千，被视为东方圣人。
　　 慧远投迹江南后，最后选择了庐山龙泉精舍，创建东林寺。同门师兄，南北相应。比如法汰病重时，慧远特意前往荆州看望。此外，他与长安的僧肇也多有通信来往。慧远住持庐山后，又与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京城著名文人大多与慧远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形成了与建康相对应的江南另一文化中心。
　　 鸠摩罗什是龟兹人，父亲鸠摩炎系印度贵族，他的母亲是龟兹王妹，幼时随母至天竺学习大乘经典及四《吠陀》以及五明诸论，深受当时龟兹佛教学风的影响，同时精通外书，深明梵文修辞学，后来又在于阗学习大乘，回龟兹时已名震西域。苻坚派遣吕光伐龟兹的动机之一就是争取这位高僧。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周折，他终于在姚兴弘始三年(401)底到达长安，从事讲经与传译。东汉至西晋期间所译经典崇尚直译，颇为生硬难读，鸠摩罗什弟子僧肇就批判过这种旧译本：支（谦）竺（法兰）所出，理滞于文。而罗什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谬，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他先后译出经论三百余卷，所译数量既多，范围也广，而且译文流畅。
　　 释道安久闻鸠摩罗什的盛名，可惜他死后十六年，鸠摩罗什才到达长安。慧远及其弟子完成了道安的夙愿，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后，马上修书通好，始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后秦姚兴素叹慧远之才，鸠摩罗什《大智度论》刚刚翻译完毕，就请慧远作序。虽然自谦没有完成，但是，此书刚刚问世，慧远就在江南认真研读，深感鸠摩罗什译本“文句繁广，初学难寻”，于是抄撮要文，简编为二十卷。此后，俩人书信来往，互通信息。他自己的著作《法性论》问世后，很快也得到鸠摩罗什法师称赞，以为“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慧远与北方僧侣的联系显然不仅仅限于鸠摩罗什。昙摩流支初来关中，慧远就遣弟子昙邕致书祈请译经。从这些材料看，当时的佛教僧侣之间的来往及时而便捷。他们在传播佛学教义之余，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传播着其他文献资料。太平真君四年(443)，魏太武帝发布诏书，让皇太子拓跋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注：见《魏书•世祖纪》。）。《高僧传•玄高传》也记载了魏太武帝的这封诏书，与《魏书•世祖纪》文字略有出入。我们知道，《高僧传》成书早于《魏书》，由此推想，太武帝此诏很早就流传到南方，魏收、慧皎行文各有删节。看来，当时南北公文之来往交流也比我们想象得容易。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前面论列的官方、文人传递外，文化僧侣的作用似乎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