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大文化中心交流的若干途径

　　 通常情况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官方往来实现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北方政权更叠频繁，因此，南北来往较少。但交流还是存在的。譬如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前燕慕容廆致书晋太尉陶侃，约共北伐，并求官爵及九锡，陶侃作答书称当上奏朝廷，可见，当时南北方确有官方来往（注：见《晋书•慕容廆载记》。）。当然，这个时期的交往主要还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交往。文化方面，南北悬隔，发展极不平衡，自然也谈不到平等的交往。
　　 南北朝初期，随着北方文化的逐渐复苏，北魏加强了与南方的联系，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联系。譬如魏太武帝时期，北魏曾派遣秘书监游雅出使宋境。游雅素以文才见长，曾奉命作《太华殿赋》而称誉一时（注：见《魏书•游雅传》。）。在北魏初期，这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到了魏成帝、魏孝文帝时期，这种交往就越发频繁起来。《南齐书•魏虏传》载，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南齐派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聘于魏。魏孝文帝甚重齐人，亲与谈论。顾谓群臣曰：“江南多好臣。”孝文帝的这段话，将他仰慕南朝文化的心理表露得一览无余。惟其如此，北魏在派遣使者这个问题上分外用心，往往选派汉族士大夫中具有儒雅风度的文人学者担纲。游明根“奉使三返”，不辱使命，与宋人保持着较好的联系，宋孝武帝“以其长者，礼之有加。”（注：见《魏书•游明根传》、《资治通鉴》卷129。）太和十五年(491)，李彪、蒋少游出使江南时，刘绘设宴接待，李彪以魏丧故而辞乐，复又与刘绘议礼，颇有往复。李彪将还时，齐武帝萧赜对李彪说：“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李彪答言：“使臣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萧赜又亲自陪同李彪至琅琊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送别，其见重如此。李彪前后六度衔命江南，“南人奇其謇谔”（注：见《魏书•高祖纪》、《李彪传》。李彪所引“宴衍”二句不在今存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可见北人的文化修养业已逐渐得到南方朝野的重视。宋弁、房亮使齐时，王融设宴接待。宋弁见融年少，问他年岁，王融机巧地回答道：“五十之年，久逾其半。”房亮、宋弁又提出要欣赏王融的《曲水诗序》：“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俩人读后，不禁感慨地说：“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注：见《魏书•高祖纪》、《南齐书•王融传》。）由这些现象推想，北魏孝文帝时期，南北文学的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北方文学在逐渐寻找发展的生机，蓄势待发。到东魏、北齐时期，江南与中原的来往更加密切，举凡文人参与的南北官方往来就有数十次之多。至于江南与关陇地区的交往较之中原地区似乎略晚，从现存材料看，大都是在江陵陷落，南方文人流落到长安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相关材料，我们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有过比较详尽的论列，此不赘述（注：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除官方往来之外，避难潜行则是民间的交往。由于强调的是文化交流，因此，我们更注重文人的非正常渠道的南北往来。此外，每逢国家丧乱，很多文人被掠或被羁扣，如庾信、王褒、颜之推、沈炯等，这些，文学史已经多有论述。从上述史实看，很多情况下，官方交往的时候，往往是北方显得主动，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政权，多次派遣使者到江南地区。而避难潜行，更多的却是南方文人逃到北方。而且越到后来，这种情况越发明显。而北方文学复苏乃至最后超越南方，这些文人所起的作用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还有一个交流的途径应当论及，那就是战争。一般而言，战争往往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中国历史上，文献典籍历经劫难，所谓“五厄”“十厄”大多是战争造成的。战争，往往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文化掠夺在客观上也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譬如义熙十三年(417)，刘裕攻破长安，就把长安收藏的四千多卷图书运回建康（注：见《隋书•牛弘传》。）。《乐府诗集》编者郭茂倩在叙述清商三调时说，汉魏以来的旧曲，大多是古调及魏三祖所作。自从晋室南迁，颇多散落。宋武帝刘裕就从关中带走了许多魏晋乐府歌词。故王僧虔论“三调歌”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这里所说的“铜雀，”即邺下铜雀台，曹操常在这里宴饮奏乐。这些歌词，对于江南乐府诗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有时，为了获得高僧传教，统治集团不惜动用武力，如苻坚派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鸠摩罗什；北魏拓跋焘以“若不遣谶，便即加兵”相威胁，强夺已在姑藏的昙无谶。鸠摩罗什经过长达十五年的时间终于到达长安，而昙无谶则被河西王沮渠蒙逊所杀害。
　　 南北交往的渠道恐怕还不止这些（注：徐宝余《庾信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就南北文化交流的形式和范围等问题多所探讨，可参。）。但无论是战争还是其他类型的交往，终究还不是经常性的。事实上，如果仅仅限于上述交往，当时各个文化中心的交流自然也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异，各地之间交流往往存在许多隔阂乃至偏见。彼此之间相互歧视，也就在所难免（注：《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条就有这方面内容的生动记载。）。惟有各地佛教的交流几乎是无条件的。而且，这些高僧又多与当地文人学者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如支孝龙与陈留阮瞻、颍川庾顗，并结知音之交，世人呼为“八达”。支孝龙圆寂后，孙绰作赞，载于本传（注：见《高僧传•晋淮阳支孝龙》。案陶潜《群辅录》载，董昶、王澄、阮瞻、庾凯、谢鲲、胡毋辅之、沙门于法龙、光逸为“八达”。）。此外，孙绰还为康法朗作赞，作《正像论》论康法朗弟子吕韶，又作《道贤论》论及竺法乘。南齐周颙著《三宗论》，在北方比较流行，西凉州智林道人专门致书探讨，评价甚高（注：见《南齐书•周颙传》。）。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这些文化僧侣不仅佛学修养深厚，对于所谓外道俗书也广泛涉猎，与当时的知识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惟其如此，他们交往的范围往往比官方、比文人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因而也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样看来，在政权割据、交通不畅的情况下，这些文化僧侣所起到的作用就不可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