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洛阳
　　 洛阳为东汉首都。同时，这里又是中国佛教兴盛的发祥地。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就是从这里辐射到全国的。相传最早的佛寺即白马寺就建在洛阳，而最早的汉译佛经即《四十二章经》也是在这里问世的。梁鸿的《五噫歌》反映了洛阳当年的繁盛。但是，不过百年的时间，西凉军阀董卓强行迁都长安，并焚烧了洛阳宫庙及百姓人家，洛阳骤然败落下来（注：《后汉书•孝献帝纪》：“（洛阳）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魏因汉祚，复都洛阳。”（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西晋也建都于此，洛阳稍微恢复生机。但是，六十年后的八王之乱，又将洛阳推向战乱的深渊。晋元帝南迁，北方沦落异族之手。中原地区先后由不同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但是没有一个霸主再以洛阳为都城，说明当时洛阳确已失去往昔的繁华。义熙十二年(416)，颜延之奉刘义符之命北上庆贺刘裕北伐成功，旋奉刘裕命至洛阳，写下著名的《北使洛》一诗。在诗人笔下，洛阳“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其残败之状历历在目。北魏崛起于代北，先以盛乐为都，其后迁于平城（注：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并在太延(435-439)中平定凉州，掠得大批僧侣至平城，为魏地佛教兴盛奠定基础。太和十七年(493)，魏孝文帝巡视洛阳故城，置身于落寞荒芜之中，不禁感慨万千。他对侍臣说：“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随后吟咏了《黍离》之诗，流涕不已。尽管如此，孝文帝还是以平城地寒、风沙常起为由，决定迁都洛附。毕竟，“衣冠士族，并在中原”，要想稳固其统治基础，迁都中原，势所必须。但是由于洛阳故城实在残破不堪，只能另筑新城（注：见《魏书•高祖纪》、《魏书•任城王澄传》及《资治通鉴》卷138。）。从太和十七年到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共四十二年的时间，修建龙门石窟，全面推行汉化政策，洛阳又一次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北魏时期，洛阳的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程度（注：参见《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条。）。在文化方面，除了固有的传统文化之外，发展最为迅速的莫过于佛教文化了。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在洛阳，不仅有中土高僧如宋云、慧生等不辞辛苦，西行求法，传播中土文化（注：参见《洛阳伽蓝记》卷5“凝玄寺”条，可与《法显传》比照对读。），更多的还是域外高僧来到洛阳传授佛法。包括远在马来半岛的菩提拔陀，从林邑国至江南，又到洛阳。中天竺的竺法兰，在洛阳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汉地见存诸经，惟此为始。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北天竺菩提流支来到洛阳，二十余年间，凡所出经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注：参见释道宣《续高僧传•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同年，中天竺僧勒那摩提（宝意）初届洛阳，就着手翻译《十地》、《宝积论》等大部二十四卷。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无误，一部经书，分别传译，各有禁卫，不许通言。译稿完成后，反复核校，恐有浮滥，这项工作往往要花费数年时间（注：参见释道宣《续高僧传•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及《魏邺下沙门释道宠传》。）。《洛阳伽蓝记•永明寺》及《魏书•释老志》及《资治通鉴》卷一四七载，当时，魏主专尚释氏，对于中国传统典籍多所疏忽。中书侍郎裴延隽上疏，建议佛教、儒学理应并重，但实际上还是以佛教为本，广结善缘。为此，魏主诏建永明寺以居外国沙门。仅永明寺就“屋庑连互，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其规模之大，不难想见（注：见释志磐《佛祖统纪》卷38《法运通塞志》。）。不仅如此，洛阳还专门修建了“四夷馆”，即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崦嵫馆，接待东南西北四方投诚之士，颇以文化正统自居（注：见《洛阳伽蓝记》卷3“宣阳门”条记载。）。把南人与传统的所谓四夷等同并论，让那些南方投奔的文人颇难接受。如萧宝寅投北后，赐宅归正里（俗称吴人坊），但他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由“归正里”三字来看，鲜卑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便以传统正朔自居，试图使自己在文化上占据一种优势心理。
　　 尽管在文化心理上占据着地利之便，但是，北魏洛阳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南方的建康相比，显然还有相当距离。《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了一首宫人歌：“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这首诗非常简朴，很快就流传到江南。史载，有北人在南者，听到这首歌，无不垂泣。这一年为南齐和帝中兴元年，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在南方，永明文学高潮已经过去，而在北方，诗歌创作似乎刚刚起步。此后，随着甄琛、袁翻、常景、祖莹、郑道昭、刘芳等文人的成熟，洛阳文化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魏书》本传称其“颇学经史，称有刀笔”，“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文镜秘府论》谓甄琛曾驳斥沈约“四声说”，沈约为此作答，说明其文章尝传至江南。正始元年(504)，魏宣武帝下诏令群臣议律令，袁翻、常景、孙绍、张虎、侯坚固、高绰、邢苗、程灵虬、王元龟、祖莹、宋世景、李琰之、公孙崇、元勰，元雍、元愉、元丽、刘芳、李韶、郑道昭、王显等共议其事。议律之事，虽无关于文学的发展，但袁翻、常景、祖莹、郑道昭皆著名文人，刘芳为著名儒者，说明这个时期文人学者开始有了学术交流。而在北朝初期，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见的（注：见《魏书•世宗纪》。《颜氏家训•文章篇》载：“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击难，即攻难责问，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面，而北方则缺少这种传统。）。
　　 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以黄河为界，分为东西魏。这年十月，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为避免关中威胁，迁都于邺。高欢为营建新都，就拆毁了洛阳城中的宫殿。武定四年(546)，连同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也运到邺城（注：见《魏书•孝静帝纪》。）。洛阳从此又一次面临毁灭。洛阳被毁的十三年后，阳衒之重游洛阳，城郭崩坏，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有感于此，遂有《洛阳伽蓝记》一书的问世，记录此沧桑之变。从此，北方的中心，东部转移到邺城，其辖地主要在今河南、山东等地。随着“邺城三才”的崛起，东魏、北齐文化发展又掀开新的一页。《魏书•文苑•温子昇传》载，萧衍使张皋写温子昇文笔，传于江外。萧衍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阳夏太守傅标使于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原来是温子昇的文章。济阴王（元）晖业曾这样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说明在温子昇生前，其诗文已经传及江南与少数民族地区。另据《魏书•孝静帝纪》载，帝好文学，曾在公开场合口咏范晔《后汉书赞》，嫔赵国李氏亦诵曹植《赠白马王彪诗》。这些有趣的史实告诉我们，北魏帝王及后宫皆熟知文学典籍，其汉化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准。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编《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即《修文殿御览》。魏收、徐之才、崔劼、张雕、阳休之、韦道逊、陆乂、王劭、李孝基、魏澹、刘仲威、袁奭、朱才、眭道闲、崔子枢、薛道衡、卢思道、崔德、诸葛汉、郑公超、郑信、萧放、萧悫、颜之推、封孝琰、郑元礼、杜台卿、王训、羊肃、马元熙、刘珉、李师上、温君悠、崔季舒、刘逖、李孝贞、李德林、李翥、魏骞、萧溉、陆仁惠、江旰、辛德源、陆开明、封孝骞、张德冲、高行恭、古道子、刘顗、崔德儒、李元楷、阳师孝、刘儒行、阳辟疆、卢公顺、周子深、王友伯、崔君洽、魏师謇、段孝言等先后与修，一时称盛（注：《北齐书•后主纪》、《北齐书•文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