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官僚热心于佛教的不多，但信奉道教的却有一些知名人物，如汉末张津，东晋陶侃、鲍靓、葛洪，刘宋邓岳、程道惠、孔默之等。胡守为先生在《岭南古史》中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岭南的士人阶层在六朝时虽已形成，但势力很弱小，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笃信道教。《粤大记》载有如下诸人：姚成甫，东晋时番禺人，“家虽贫而性耽山水，不为世事所婴，栖遁丘园，以服食自娱”；（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卢度，字孝章，刘宋时期始兴人，“明《老》、《易》，知兵法，亦有道术”。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永明末，卒于山中；（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廖冲，字清虚，梁陈时期桂阳人，初以儒术知名，举秀才，曾任郡主薄，西曹祭酒。大同三年，结庐静福山而居，“托迹黄老，以炼丹服气为名，幽栖自适，不复知有尘俗事”。（注：郭棐：《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
　　 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不多，是与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岭南不是南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统治者将岭南地区视为贬谪流徙之地，大多数的士族官僚视任职岭南为畏途，到任后不能安于职事，一有机会，便想北返。此外，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不必趋炎附势，唯皇帝及权臣马首是瞻。这些因素使得岭南官僚不会有大动作的事佛举动。其次，虽然岭南物产丰富，宝货众多，贸易发达，但岭南毕竟不是政治经济中心所在地，不是达官贵人辐辏之所。而到岭南任职的官僚，很多是冲着财富宝货而来，他们不愿将搜括来的财富施舍出来，这也是必然的。如前述孔默之在元嘉六年任广州刺史，携同女尼僧敬同到广州，但僧敬后来建众造寺，却不是孔默之一人之力，而由13家舍园宅建成。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岭南佛寺何以不能大兴。再次，六朝时期岭南文化事业比较落后，虽然岭南的士人阶层已经形成，但势力弱小。加之六朝时期以门阀选官，而岭南罕有门阀大族，这又挫伤了岭南士人的积极性，妨碍了文化的传播与提升。此外，岭南地区不尚玄谈，崇尚务实，从而使士人与佛理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从北方南下的官僚，虽然有的家世奉佛，有的自己就笃信佛法，但他们对佛教的推崇，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佛理谈玄，二方同趣”。（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第418页。）他们到岭南后，发现能与自己商兑玄学佛理的知音难觅，而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了岭南佛教。也正因为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所以岭南官僚面对高僧的频繁流动，甚少出面挽留。

　　 　　三　岭南商人与佛教

　　 佛教一兴起，就与商人有着密切关系。方立天先生指出：“从释迦牟尼传教活动得到的社会支持力量看，佛教代表的是刹帝利、大富豪商的利益”，“大富豪商如须达多，就是释迦的最有力的施主。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佛时从菩提树下站起来，最先向他奉献食品的是两个商人。在释迦招收的弟子中，起先是五比丘，其次就是商人耶舍，耶舍一次就带来了60个人，皈依释迦。”（注：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佛教的外传，更是与商人的活动密不可分。在岭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人、商业与佛教传播的紧密关系，可以说，六朝时期岭南商人与佛教关系的紧密，非中原及江南可比，岭南的商人是岭南佛教发展的重要支柱。
　　 从六朝时期岭南佛教的传播看，很早就有信奉佛教的印度等国的商人到达岭南，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带了过来，在岭南礼佛烧香。如《牟子理惑论》载当时的士大夫们攻击佛教徒，“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注：见梁•僧佑《弘明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页。）胡适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印度“沙门”，而只不过是一些印度商人。（注：《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247页。）如果胡适所说不错，那么这些印度商人必是佛教徒。正因为他们常常礼佛，所以才引起中国士大夫们的误会。再如康僧会，其父即是商人，从天竺移居交趾。当康僧会10余岁时，“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注：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又如法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注：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第42页。）在经商途中于南康生下法度。像僧会及法度的父亲有可能是商人事佛，但也有可能是僧人兼商。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明佛教初传岭南时对商人及商业的依赖关系。岭南地区首先与信奉佛教的印度等国商人接触的，自然是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也正是他们最先了解了佛教，佛教也必然首先在他们这个群体中传播，并影响到与他们经常接触的内贸商人。《高僧传•求那昆地》云：“昆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师之。”从这一记载可见岭南商人事佛的普遍性。另外，六朝时期岭南的佛寺分布，据《广东通史》估计：“见于记载的晋至南朝末广东境内所建的佛寺，约有30余所，以番禺居多，次为罗浮，其余都在北江流域。”（注：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除罗浮山属特例外，大部分佛寺都集中于广州等都市及粤北交通线上，佛教寺院还没有渗透到乡村。这也说明六朝时期商人佛教徒是岭南佛教发展中的一支重要支柱力量。
　　 岭南商人信奉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事外贸的商人认为高僧可以保佑航船安全航行。宋代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注：《萍洲可谈》卷二。）实际上，早在六朝时期，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就有这种迷信了。《高僧传》中多处记有高僧渡海遇险，施展法术，使航船化险为夷之事。涉及的高僧有杯渡禅师、佛驮跋陀罗、法显、求那跋陀罗、竺法纯、释慧庆。由这一点看，岭南商人事佛的功利色彩是浓重的。
　　 如前所述岭南的官僚士人不太热心佛教，而岭南佛教寺院的分布又主要集中于商业都会及南北交通线上，可见在岭南的佛教信徒中，商人占有重要的份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六朝时期岭南佛教的发展步伐比较平稳，没有像江南及中原地区那样大起大落的现象发生。岭南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对佛教传播的贡献较大，这无疑是因海外贸易的发达而易受印度佛教影响所致，这也是对印度佛教与商人之间的传统关系在新的空间领域里的继承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