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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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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毅(1954年—),男,山东五莲县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研究。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西晋末年社会大崩溃引发了信仰危机,士族社会的精神“彼岸”随之倒塌,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最后依托。辨名析理的清谈活动,对东晋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清谈所洋溢的人文关怀,使“永嘉南奔”中陷入绝望的精英阶层,感到生命的尊严和文化的价值,振奋了低落的士气;另一方面,清谈创造了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使佛教哲学得以渗入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层,在儒家伦理与佛教轮回报应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中华民族终极关怀找到了新的支点。



【关 键 词】清谈/东晋/玄学/佛教


   魏晋清谈名声不佳,“清谈误国”是历代学术评价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从文化禁锢中走出的中国学者,理解了魏晋士人的痛苦和欢乐,指出了清谈玄言对当时思想解放的巨大意义。但是,学者们对早期清谈——正始之音和竹林之游的学术价值予以肯定,而对东晋南朝时期的清谈,则视为追求“理中之谈”,属于高级智力游戏,因为这一时期的玄学,已无重大的理论建树。笔者也曾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跳出狭窄的哲学理论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营造人文环境和学术转型的角度观察,清谈对东晋的社会稳定,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一

   永嘉之乱的战火,使洛阳化为废墟,中原地区陷入了全面动乱,北方世家大族开始了大规模南渡,去投奔在江南已站住脚的司马睿政权,史称“永嘉南奔”,魏晋清谈风尚也随之南迁。琅邪王氏家族的王导、王敦兄弟,不仅使当时名位尚微的司马睿在江南站住脚,对东晋王朝的中兴,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玄风南渡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永嘉南奔”分东西两条路线:一是东路,大致相当于沿今天的津浦铁路从青、兖、徐、扬诸州逃往建康;王导是东晋第一重臣,被誉为“江东管夷吾”,在建康(南京)主持朝政。二是西路,大致相当于沿今天的京汉铁路逃往武昌(或再顺江东下去建康);王敦以征南大将军坐镇武昌,长期负责长江中游军政。王导和王敦分别在建康和武昌的幕府,分别聚集了沿两条路线南下的北方名士,它们既是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仅存的两个玄学清谈中心。落荒南逃的士族名流投奔到王氏兄弟那里,生命安全有了保障,政治上被重用,形成了缔造东晋王朝的所谓“中兴名士”。
   早在西晋元康时期,王导与王敦作为王衍的族弟,与这位清谈领袖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但是其一手提拔起来的政治嫡系,而且积极追随王衍参加清谈,是元康时期清谈场上的后期之秀。《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有人去王衍处,恰逢琅邪王氏家庭的精英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诩、王澄同聚一堂,不禁赞叹:“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王敦与王澄、谢鲲、阮修是王衍最要好的四个朋友“四友”;王导在洛阳玄学界,与王承(字安期)、阮瞻(字千里)齐名。若干年后,王敦、王导已成为东晋开国元勋,仍时时以参加西晋元康玄谈为最大光荣。王导多次提及当年他在洛阳的表现,“王丞相云:‘雒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1]某次,他将这段历史作为资本,奚落政敌蔡谟。“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克儿!”[1](轻诋)也许王导过于重视元康名士对他的评价,以致成为经常性话题,引起了羊曼的诧异,说这已是公论,为何反复称说。“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导回答,是因为清谈名士瓜果飘零,盛况难再,“不可得耳”。[1](企羡)
   两晋之际的北方战乱,具有民族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其酷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汉魏之际的军阀角逐。中原世家大族南下时的绝望心态,在后来并列“中兴名士第一”的卫玠、王承身上,可见一斑(注:卫玠在豫章行营中名列第一,而王承在首都建康为第一,《晋书•卫玠传》:“于时中兴名士,唯王承及玠为当时第一。”当时排名第一的,应为王承。《晋书•王承传》:“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永嘉四年,洛阳陷落前,卫玠看到天下即将大乱,携母离开了这座危城,沿西路举家南迁,辗转千里经江夏赴豫章,面对茫茫江水,百感交加。“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顇,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1](言语)王承永嘉后期任东海太守,他弃官南逃时,走的是东路,经下邳、临淮到建康。“寻去官,东渡江……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2](王承传)
   在建康和豫章的“中兴名士”中,一度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例如,王敦军府的幕僚中出现了纵欲狂饮现象,避乱渡江的名士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散发裸裎,闭室酣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2](光逸传)建康的名士较为文雅,但同样被伤感笼罩,发生了“新亭对泣”的故事:风和日丽的某天,过江的名士相聚新亭宴饮,周顗触景生情,忽然叹息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名士们皆相视流泪。王导不愧中流砥柱,“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1](言语)
   在这种情况下,与消极缓解国破家亡痛苦的饮酒放纵相比,辨名析理的清谈活动,无疑有积极意义,它能使人感到生命的尊严和文化的价值,起了振奋士人精神的作用。因此,清谈之玄风沉寂多年后在江南复苏了,首先在王敦府中,发生了继往开来的卫玠 “谈道”。卫玠是卫瓘的孙子,乐广的女婿,元康清谈中呼声最高的少年才子,与琅邪王氏关系密切。心气甚高的王澄(字平子),听卫玠清谈析理到精妙处,竟佩服得连续三次倒在座位上。“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绝倒。’”(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赏誉》注引《玠别传》,中华书局1983年。)永嘉六年(312),卫玠到达了武昌(注:《世说新语•赏誉》和《晋书•卫玠传》均记载这次清谈发生在豫章,时间是一整天;而《世说新语•赏誉》注引《玠别传》则认为是武昌,时间是一天两夜“弥日信宿”。从《玠别传》说。),与阔别多年的名士朋友相会。这位身体已极度虚弱的才子回光返照,精神抖擞地与王敦、谢鲲等清谈,持续了两夜一天,尔后便大病不起。但是,这次清谈使久违此道的名士们兴奋异常,王敦快乐得不能自制,他作了一个精彩的即兴发言,如此评价卫玠的论道:“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今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复当绝倒。”(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赏誉》注引《玠别传》,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