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玮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很有名的奉佛君主，并且在位期间曾经发动并组织了针对范缜《神灭论》的大规模批判。然而，关于梁武帝所主张的神不灭论，以往的研究较少从梁武帝自身的佛学和儒家思想背景出发来加以深入考察；而如果联系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义记》，就会发现其神不灭论的真实意义在于强调因果理论，并以此在伦理教化方面融合儒释二教，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 要 题】佛教研究
【关 键 词】梁武帝/神不灭论/儒家/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梁武帝萧衍（464～549年）是一位很有名的信奉佛教的帝王。梁武帝深信佛教，“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注：《梁书》卷三，第96页。）。就今天所掌握的史料看，梁武帝曾撰“《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部十秩，合目百一卷”（注：《大正藏》卷五十二，第251页下，《弘明集》卷二十一，萧统《谢敕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启》。）。此书今已不存，现在很难直接窥测梁武帝对于《涅槃经》的具体见解，不过就武帝曾经为《涅槃经》撰写过长达百卷的讲疏，可以断定他应该认真研读过《涅槃经》，因此对此经核心的佛性思想也应该比较熟悉。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佛学基础，梁武帝才可能对于当时佛教理论界热烈讨论的佛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神明佛性论，并进而主张神不灭论。

　　 　　一

　　 梁武帝提出神明佛性说，特别突出了《涅槃经》所提示的成佛根基的内在性，以有情众生自身之内的心神作为成佛的正因之体，同时也就把心识视为生命体的根本和标志。梁武帝强调，心识虽有生灭的异用，但心体神明之性不移，“以其用本不断故，成佛之理皎然”（注：《大正藏》卷五十二，第54页下，《弘明集》卷九，《立神明成佛义记》。）。神明之本体不断，则能知诸法实相之性不灭，有此潜能，终究能够证悟真实佛法而得解脱，在这个意义上，神明是成佛的根基。这种对于因果关系的重视和诠释，体现了佛教的根本特色；佛性论本质上就是对于成佛的原因所作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大涅槃经》主要就是从因果的角度来阐明佛性，尤其在《狮子吼品》表现得更明显。在梁代宝亮奉敕编撰的《大涅槃经集解》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道生，到僧亮、僧宗，再到宝亮的诸位中国义学高僧都很明确地意识到佛性问题内在的因果维度，因此总是力图从因位、从果位、从因位至果位等方面来说明佛性的意义和作用。
　　 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缘起论是根本，而因果学说又是缘起论的基础。佛教坚持因果的联系和分别，肯定了内因的根本性地位，并认为内外因相结合才能实现从因到果的发展变化，以此反对古印度流行的无因论、偶因论和邪因论。早期大乘以龙树为代表的中观学派，就曾对佛教因果理论做了深入的说明和发挥，例如《中论》就对因果学说做了全面的梳理和集中的论述。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传译，大乘中观思想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和研讨。所以，南北朝中国佛学研究者，自然能够很熟练地从因果切入佛性论，剖析佛性的多重意义和面相，从而契合了《涅槃经》本来的理路。因此，理解佛性说必须把握因果的思路。
　　 梁武帝把心神当作佛性，特别是以无明神明作为成佛的根基，既体现了佛性在因位上的潜在性和不圆满，又表明了最终果位上所住佛地的真实和完满，同时也揭示了因果不一不异，体用不即不离。若自心无明转明，一本之佛性也就从因至果，觉行圆满了。在这一意义上，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自然也蕴含着神明不灭论。因为佛性一旦断灭，就断绝了成佛的原因，证悟佛果当然就不可能了。因而，梁武帝明确指出，“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注：《大正藏》卷五十二，第60页中，《弘明集》卷十，《敕答臣下神灭论》。）。在梁武帝看来，如果证明了众生不能成佛，从无佛之果追溯原因，自然就推出神明佛性确有断灭。反过来，如果承认了神灭论，实际上就否定了成佛的原因，当然也就是从终极意义上否定了成佛之果。如果不能成佛，修行佛法就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整个“佛教”从根本上就变得虚幻了。就这一点看，神灭论是从根本上颠覆和否定了对于佛教的信仰。面对范缜的无佛之论，深信佛教的梁武帝自然要对神灭论加以批判。
　　 批判神灭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证明神不灭。而神不灭的证明，梁武帝在《立神明成佛义记》中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佛救护教文献集《弘明集》的第九、十两卷专门收录了齐梁之际破斥神灭论而宣扬神不灭的一批历史文献，《立神明成佛义记》就列于第九卷卷首，而第十卷卷首则收录了梁武帝另一篇《敕答臣下神灭论》。两篇文献，虽然都可以用来证明神不灭，但是在文体、主旨、思想背景和引用文献方面却有显著的差异。前者虽然使用了体、本和用等玄学范畴，但是这篇论文以佛经作为文献依据，加上烦恼诸结、无明、无常、妙果、住地、成佛等佛教名相，并以佛性作为思想主题，明显是一篇专门阐述佛教义理的佛学论文。而《敕答臣下神灭论》是梁武帝下达给朝臣的公文，主要表明梁武帝对神灭论的批判立场和批评意见，所征引的也全都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和语录或《庄子》中的典故，除了在指出神灭论的反佛意图时出现了佛的字样，全文的思想阐述部分几乎与佛教没有明显的关系。文中引用《庄子》中的典故，透露着玄学特色，而以孝飨之理作为核心论据，更是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思想色彩。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其实自东晋以来，在佛教义学逐步兴盛的同时，在中上社会上也日益流行起一类中国化的宣教作品：在民间主要是各类宣验记和冥报录，在士人中则通常是出自居士之手的糅合儒释的护教文献。这类护教文献不是用佛教的经典或学说来论证佛教自身的理论观点或修行方式，而是从儒家或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论据，证明中土也有类似的看法或做法。其中《牟子理惑论》可以算作早期的代表，而梁武帝的《敕答臣下神灭论》也属于这一类。这类文献从佛学理论的角度看，往往很难和高僧大德的有关佛学著述相提并论，甚至不免浅陋，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佛理上的浅近平易，再加上立论时对儒玄的杂糅，反而在士人群体中有更大的影响，在社会上也有更大的市场，对于当时佛教势力的增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批判神灭论的问题上，相比《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在当时社会上就引起了更广泛的轰动和更强烈的反响，也因此能够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传播神不灭的思想。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梁武帝这两篇文章虽有论述上的不同，但既然出于同一个作者，对佛理的认识就不应有根本的分别，所以在理论基点上还应该是一致的。由于都是在论述神明，对于《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有关不灭之神的理解就不应完全脱离《立神明成佛义记》中梁武帝的基本佛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