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慧远为核心，庐山集结了一批精通内外学的僧俗分子。庐山教团是一种超越精神和博大胸怀的象征，它绝不限于庐山一地，也不局限于公元402年成立的庐山莲社。“夕惕宵勤”的修道，四海一家的教团建设，以及面向各界的弘法活动，在南北分裂的政治环境中，庐山教团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

　　 慧远晚年，长安和庐山是中国南北两大佛学重镇。长安的译经事业，由道安奠下基础。鸠摩罗什被迎请至长安，亦出于道安向符坚劝请[34]。罗什入关后，慧远主动致书通候，并鼓动门下道生、慧观、道温、昙翼等北上请益。当慧远从法识处得知罗什想回龟兹，作书挽留，并以法身、实相等佛学问题咨询，请罗什批释。尤其显示慧远佛教领袖之恢宏气度和远见卓识的是，以慧远和罗什之亲密关系，当佛陀跋陀罗被罗什门下摈出长安，慧远毅然请佛陀跋陀罗到庐山讲学，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同时致书姚兴和长安，调解摈事。鸠摩罗什因国主恶作剧致戒行有亏，又以排斥佛陀跋陀罗而稍逊风度。相形之下，罗什称慧远兼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确非谦辞。慧远兼弘大小乘佛学，派弟子法净、法领等到西域取经，迎请西域沙门僧伽提婆译出《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请昙摩流支译出《十诵律》。沟通南北佛学交流，调解南北教团中的内部事务。慧远作为中外佛教徒众望所归的佛教领袖，是当之无愧的[35]。

五

　　 太虚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表现为道安-慧远所开创的本佛、重经、博约、重行的主流，从而使中国佛教循着“禅观行演为台贤教”、“禅台贤流归净土门”[36]的轨迹发展。在发扬中国佛教之优良传统、重建中国佛教的今天，缅怀慧远大师的历史功绩，深惧大法之将沦，感前事之不忘”[37]，谨将本文概括为如下数点：

　　 （一）慧远是世界宗教史上最早系统阐发政教分离思想的领袖。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环境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并对社会发挥其独到的净化人心、稳定社会、维护和平的作用。　　

　　 （二）慧远拒斥以儒教垄断思想信仰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儒教合明的主张表明思想有多重层次、多元领域。让世俗的归于世俗，让神圣的归于神圣，开启了儒以治世，佛以治心的协调发展道路。

　　 （三）慧远把高扬佛教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地位奠定在勤修戒定慧的修证实践基础上，把克服佛教的世俗化置于关乎佛教生死存亡的高度。

　　 （四）慧远建立了庐山教团的模范样板，并致力于建设一个超越教派、宗派、门派的统一教团，这一教团不借助世俗权力之推动，靠的是严谨的修道精神和领袖人物的人格感召力。

　　 （五）慧远团结了中外、南北、僧俗知识分子，推动佛教弘法事业，提高了佛教的文化品位，使超越的佛教信仰内核通过文化载体得以传播，同时也丰富、深化了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