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普书和宝卷的流行
　　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深层的广泛发展，促使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问世，总称为“善书”和“宝卷”。
　　“善书”，谓劝善之书，原是在道教信仰基础上，揉合三教之说，以阐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太上感应篇》作于宋代；继之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流行。
　　受《太上感应篇》的启发，明代袁了凡著《阴骘录》，释袾宏加以改编，撰成《自知录》，成为以佛教为主体的劝善书。它把世间思想行为判为善、恶两门，善的内容包括忠孝、仁慈、三宝功德等，恶的内容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慈、三宝罪业等，实际上是将封建主义的伦理规范完全溶解到佛教的教义之中。明末以来，这类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 。
　　“宝卷”是由唐代佛教变文演化而成，同样以三教合一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较早所用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宋元以后则加入民间传说，据信现存的《香山宝卷》就是宋释普明所撰。随着民间宗教社团的出现，“宝卷”又成了阐扬其教义宗旨的基本形式，具有权威性经典的性质。明代万历（1573—1619）前后，宝卷的刊印达到极盛，对普及佛教在民间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3.明末“四大高僧”
　　神宗万历（1573—1620）时期，佛教义学有一定发展，其中学识广博、在士大夫层中影响较大，对促进居士佛教起过重要作用的有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后世称为“四大高僧”。
　　云栖袾宏（1535—1615），别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他的思想，继续贯彻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趣。他认为，“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突出读经的重要性。但说到底，念佛才是求得解脱的最好方式：“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自称“予一生崇尚念佛”。他对华严教义有相当高的造诣。清代释悟开《莲宗九祖传略》将他列为莲宗第八祖。
　　袾宏对净土实践也十分重视，他提倡戒杀放生，慈悲众生，以传统道德约束徒众。为使各种佛教法会在民间更加普及，重订了水陆仪轨。关于三教关系，袾宏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原因是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这既是向佛徒的教导，更是向排佛的道学家的解释。他一生的著作30余种，后人集为《云栖法汇》。
　　紫柏真可（1543—1603），俗姓沈，江苏吴江人。他的思想与袾宏大致相同。时人顾仲恭指出，真可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他以为禅家只讲机缘，佛徒只知念佛求生净土，各是一种片面，只有文字经教才是学佛的根柢。因为般若学者历来认为，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更不能契会实相般若。
　　真可曾发起雕刻大藏经，即《嘉兴藏》（或名《径山藏》）。《嘉兴藏》屏弃了一向沿用的摺叠式装帧（梵?式），而采用线装书册式装帧（即方册式），对佛籍的传播带来许多方便。
　　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德清少年时攻读儒书，19岁出家，初从摄山栖霞寺法会学禅，再从明信学华严，后来北游参学，听讲天台、法相。万历十一年（1583），赴今青岛崂山结庐安居，得到皇太后资助，多用于施救孤苦和建立寺院，二十三年（1595），以私创寺院罪充军雷州，常在广州着罪服为众说法。遇赦后，辗转于衡阳、九江、庐山、径山、杭州、苏州、常熟等地，终老于曹溪。他的论疏亦富，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集》。
　　德清一生受法会禅师影响最深。法会力主禅净兼修且通达华严。故德清虽为临济宗下禅僧，思想上却提倡诸宗融合。时人吴应宾说他，“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对于“禅”，德清有自己的特殊见解，以为“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完全可以不拘是坐是行，是“入”是“出”。但在教人上，他仍然重视念佛净士法门，以为修念佛三昧，足以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
　　德清对于三教合一的主张，既不限于宗派上的宽容，也不限于思想上的相互融会，而是要求对三者均有专门的探究。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他还强调此“三者之要在一心”，得此一心，则“天下之理得矣”。三教之所以一致，也是因为三教同此一心，故曰：“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这与明代道学家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
　　蕅益智旭（1599—1655），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苏州）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辟佛，后受袾宏著作影响，归依佛教。24岁从德清弟子雪岭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
　　智旭从宗派上说属于天台宗，但鉴于“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而不愿为天台宗人。他的思想被人以“融会诸宗，归极净土”概括。他自己也说：“若津、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
　　智旭少事理学，进入佛门后，仍对理学抱有感情，他提倡“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著《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他把“孝”作为二者调和的基础：“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由儒、佛的调和进而达到三教一致：“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特以真俗之迹，姑妄拟焉。则儒与老，皆乘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释乃即俗以明真，真不混俗者也。故儒与老主治世，而密为出世阶；释主出世，而明为世间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