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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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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关 键 词】禅宗|小农经济|人生佛教|儒学化

   从学理层面说,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主要表现为佛教的儒学化(其次为老庄化),作为结果,是中国佛教逐步走上也世俗化、伦理化的道路,这种世俗化、伦理化,到了近、现代终于演化出注重世间、强调人本的“人生佛教”。

     一

   大乘佛教讲慈悲普度、济生利世,这决定了大乘佛教不能是远离世间的,继承大乘佛教这一基本精神,中国佛教一直沿着入世的方向发展,至禅宗(特别是慧能南宗)的建立,中国佛教的人间化倾向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禅宗史上有“一宿觉”之称的玄觉在《永嘉证道歌》中唱道:“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此谓慧能之后,生死与涅槃、出世与入世,已被融为一片。玄觉的这一说法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从修行方法说,禅宗以前的中国佛教界,多数仍然是主张遁世潜修的,他们提倡独处幽栖,潜形山谷,泯迹人间,杜绝交往,认为这样才有利于修行。这种情况直到慧能之前仍无多大改变,即使是禅宗的前几祖,也多以岩居穴处、潜心修行为高尚。例如,达磨之禅是以“壁观”著称于世的,二祖慧可也以注重静坐闻名于佛教史,三祖僧璨禅法的特点是“隐思空山,萧然静坐”(《楞伽师资记》卷一),四祖道信更以山林是托,提倡“闭门坐”,谆谆教诫门人以“努力勤坐为根本”,五祖弘忍对于隐遁潜修更有一套理论,当有人问及修行何以“要在山居”?“学问何故不向城邑聚落”?弘忍说: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山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谷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楞伽资记》卷一)此说与庄子的“不材之材,无用而大用”的说法相类似,都以远离人间不被刀斧故终成希世之大材,栋梁之大用。据说弘忍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愍,怀抱真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同上)在《修心要论》中,弘忍还说:“但能着破衣,餐粗食,了然守心,佯痴,最省气力而能有功。”
   总之,慧能之前的禅宗几代祖师均有重林谷、远人间之倾向,在修行方法上都以独宿孤峰,端居树下,终朝寂寂,静坐修禅为特点。禅宗乃是中国化色彩最浓的一个佛教宗派,其风格尚且如此,其它佛教宗派之主张循世修行就更可想而知了。可见,不仅印度佛教,隋唐之前的中国佛教在修行方法、最终目标等方面,也都带有浓厚的出世主义的色彩。
   慧能之后,禅风为之一变,由原来的注重穴处岩居、山林是托,逐渐发展到提倡先识道,后居山,进而更发展为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的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间佛教”。此诚如玄觉所说:
   夫欲采妙探玄,实非容易。……其或心径未通,嘱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静者,尽世未有其方。况乎郁郁长林,峨岭耸峭,鸟兽鸣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嵘,风枝萧索。……岂非喧杂耶!故知见惑尚纡,触途成滞耳。是以先须识道,后乃居山。尚未识道而先居山,但见其山,必忘其道。……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阴无我,无我谁在人间。(《答友人书第九》)
   玄觉此一“先识道后居山”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于处理隐世潜修与入世修行相互关系的态度,亦即,修行之关键不在于孤栖远遁,而在于开悟识道,不识道,山中亦喧,识道开悟,人间亦寂,因此,学佛修行,大可不必远离人间,能做到“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警色。”(《广弘明集》卷二十四)才算是一等功夫,上乘法门。
   禅宗后人基本上是沿着慧能的路线走的,如神会就不止一次地指出:“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不动意念而超彼岸,不舍生死而证泥洹。”(《荷泽神会掸师语录》)大珠慧海也一再强调“非离世间而求解脱”;(《大珠禅师语录》)黄檗希运掸师则更视世间与出世、众生与诸佛“元同一体”,进一步把世间与出世间打成一片。
   唐宋之后,中国佛教出现一股禅净合流的趋势,净土信仰带有较强烈的出世色彩,因此随着净土信仰的流行,加之,佛教界有些人曲解了佛陀关注世间的本怀,对净土信仰也做了片面发挥,至晚清时期,佛教界出现了一种佛教与世间相隔日远的倾向。其时之佛教徒,或隐遁静修,或赖佛求活,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而且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佛教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一种“超亡送死”之教。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佛教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改革佛教的呼声渐起:或曰:“在今日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佛教不改变方式不能生存于今之中国。”(引自太虚大师纪念集》第103 页)或曰:“旧时佛教之僧如制度,非渐变为农林工商以自食其力,势难存立。”(引自太虚《建设人间净土》)或曰:“专就我中华佛教观之,固非有大加整顿,不足应时势之所趋,而适机缘之所宜也。”(引自《海潮音文库》第21卷,第7页)这种情形终于导致近代中国佛教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近代的佛教改革,就其思想要点说,大致有二,一是强调入世,二是注重人生。
   所谓强调入世者,则提倡出世法与世间法的融通,反对把出家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太虚法师就说:所谓菩萨,虽是出凡入圣的超人,但绝非是远离尘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入世度生不离人间,……若离人间而谈大乘佛教者,直魔事耳,或仍不出外道二乘也。”(《法舫:《人间佛教史观》)“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识此意,任何经论皆可读也。”(引自胡朴安《大虚大师不可及》)他谆谆告诫学人、信众:佛法并非是隐遁清闲的享受,也不是教人不做事的,而是应该对国家、对社会知恩报恩,故每个人都应当做正当的事业。例如,在自由社会里,可从事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在和平时期,则可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等,以这些作为成佛之因行。在《复兴中国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他还号召举凡欲实行菩萨行者,都应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出家者可以参加诸如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者则可以服务于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等,使国家、社会、民众都能得到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