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主张既出世，又入世，提倡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强调随顺世间、利乐有情，把“利他”、“济世”作为学佛的根本，这是近、现代“人间佛教”的一大特色。这种“人间佛教”思想，后来得到整个中国佛教界的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陆佛教界提出的口号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把实现四化、建设祖国作为佛教徒们的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台湾佛教界也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使世俗化、人间化的“人间佛教”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的主流。
　　 近现代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逐渐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倡导近现代人间佛教的大虚法师在《佛陀学纲》中就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间，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在《救僧运动》一文中，太虚还明确指出：近代思想，以人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为本，或以圣人之道为本。
　　 一般人多认为，佛教是非人生的，大虚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大乘佛法就其“本义”说，是“发达人生的”“发达生命的完满生活的”，是一种“究竟的人生观”。太虚十分反对把佛教变成一种故弄玄虚的工具，而主张佛教应是为化导人世的实际生活而设的，任何一个学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不了解现实生活，即使他读尽千经万论，也无异于“卖椟还珠”。基于这种思想，太虚认为，学佛应该先从做人开始。
　　 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于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做不好，怎么还能去学超起凡入圣的佛陀呢？！（详见《佛陀学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这些说法语言平实，但意蕴深刻，它把传统佛教那种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即的佛教，直接植根于人生，直接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改变了过去的佛教与人生脱节，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认识到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做成一个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后再逐步向上，便可以“增进成佛”、“进化成佛”。他有一个著名的偈句，叫“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圆，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可以说是对近代以人为本的人生佛教的一个生动概括。

　　 　　三

　　 这里人们碰到一个问题，即中国佛教为什么自唐、宋之后，会朝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至近现代又为什么会发展成“人生佛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拟首先从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谈论佛教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自然要提到儒学。儒家思想虽也浩翰广博，但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强调人本，二是注重入世，自孔子、孟子而明清之际儒者，概莫能外。
　　 从思想内容看，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注重人。孔学的核心是“仁学”。所谓“仁”，从语源学的角度说，是二人的组合。《说文》曰：“仁，亲也，从人二”。孔子就是用“仁”来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说法很多，或曰：“爱人”，或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但不论哪一种说法，都是指己与人、人与人的一种关系。可见，“人”一直是孔学的立足点。对于孔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许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孔子注重“人”，抬高“人”的地位，则是无可置疑的。
　　 在儒门中，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之学，重心在人性理论和仁政学说。仁政理论的核心是倡“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人性理论则致力于对于人的本性的探讨。二者都以人为对象和归宿。后来的儒家，多循着孔孟的思路走，凡所立论，多不离人，把人作为“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气”（《礼运》）；至汉代之董仲舒，思想路线有所偏移，倡“天人感应”。但所讲仍不离于人，仍把人作为超然于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者。
　　 儒学至宋又起一高潮。宋儒一改前儒罕言“天道”的思想传统，大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大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但是，理学家“推明天地万物之原”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说明“人性”，说明人伦道之常规。理学家千言万语，无非教人如何修心养性，如何“存天理，灭人欲”，如何成贤作圣，其出发点和落足点仍然是“人”。
　　 总之，儒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生哲学。这一点对于今日的学术界，也许几成共识。
　　 儒家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入世，这一点从其创始人孔子起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孔子为了“用世”，曾大声疾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为了“济世”，老夫子更亲率弟子“斥于齐、逐于宋、因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累累然若丧家之犬”（同上）。他虽然对管仲的越礼行为颇有微辞，但却推崇其“相桓公、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之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用世之心，济世之情，溢于言表。
　　 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主张“用世”，提倡“济天下”。他曾对齐王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并把自己视为“名世之士”，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同上）孟子的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来更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
　　 孔孟之后，历代儒家均提倡“入世”、“用世”，就连董仲舒那样的儒者，虽然一再声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仍强调：“圣人之为天下者，兴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降至宋明，理学家们更把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大学》抬到“四书”的地位。
　　 宋明新儒学的学术重心，在于心性义理，讲修心养性、成贤作圣。但是，修养到什么样的境界，才成其为圣贤？朱于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不是块然守定这事物，在一室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的圣贤，亦无不通变之圣贤，亦无闭门独坐之圣贤。”（《宋元学案•朱子学案》）二程也主张圣贤应该是管事的圣贤，“入世”的圣贤，反对学佛者多要忘是非，认为“是非安可忘，自有许多道理，何事可忘”；又说：“人恶多事，世事虽多，尽是人事。人事不叫人去做，更叫谁做。”陆九渊更以“同体大心”来说明“宇宙内事乃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分内事”（《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更把“忧世”看得比“仁”更重要，他说：“读者不知按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适集•赠薜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