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心二门”与“一分为二”。由一心分出二门，犹“太极生两仪”。理学发端者邵雍在解释《系辞传》这句话时，训为“一分为二”〔18〕，张载理解为“一物两体”〔19〕。朱熹依和合精神，绍承邹、张、以“一是一个道理，却有两端，用处不同”〔20〕，理解为一分为二〔21〕。并赞张载的“一物两体”为“此语极精”〔22〕。由一分为二，一心二门而发为“一心”分“道心”与“人心”。“道心”犹如“心真如门”，是形上学本体“天理”，是至善无染的。“道心全是天理”，“天理”不生不灭，“道心”亦不生不灭。“人心”是“理与气合”，即天理与形气和合构成，犹“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的阿黎耶识。阿黎耶识的不生不灭的真如，犹人心的天理方面；生灭的方面，犹人心的气质。因此，人心有善有恶。“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23〕。所以，朱熹说：“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24〕。《起信论》的阿黎耶识是和合，其实“一心二门”的“一心”亦是和合，道心人心也是一和合心。
　　 2.“一心二门”与“理一分殊”。华严事理圆融观，依《起信论》立义，“夫事理两门圆融一际者，复有二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心真如门者是理，心生灭门者是事，即谓空有二，自在圆融”〔25〕。理学家吸收华严的“理事无碍”、“一多相摄”及佛教“月印万川”之喻，说明“理一分殊”。“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26〕。“理一”是总合天地万物之理的“一般道理”、“一般水”，分开来，每个事物都有一个理，其用不同。“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27〕这是释氏窥得的理一分殊的道理。“理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差别相，但能随事物而生，随缘而有。分殊之万理，与“理一”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然“理一”随事物而受事物的气禀等影响，其用便不同，因而有生灭变化。
　　 宋明理学中各派，均依和合人文精神建构其存有论。朱熹从形而下的扇子，椅子的理，追求形而上的理一。扇子的“理”是“理一”与扇子气质的和合；王阳明良知是天理与灵觉的和合，“合心与理而为一”〔28〕。王夫之认为理是阴阳二仪变化的妙用，气是阴阳和合的实体。“以合絪缊一气和合之体”〔29〕。阴阳二气激荡、冲突、变化，而和合为一气，一气便是“和合之体”，可称谓为“絪缊太和之真体”。〔30〕。朱与二王所建构的形上学本体虽异，其理一分殊的思想方式和和合精神则一以贯之。
　　 3.“一心二门”与“心统性情”。朱熹对张载的“心统性情”以很高评价，认为是“不易之论”〔31〕。现代新儒家马一浮认为“一心二门”是张载的本旨，“性是心真如门，情是心生灭门”〔32〕。朱熹从未发已发、动静、体用三层次来解释“心统性情”〔33〕。喜怒哀乐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程门后学杨时道南一系以“体验未发”为宗旨；胡宏湖湘一系以察识“已发”为要妙。朱熹对未发已发的参究，由道南而湖湘，由湖湘而越道南进而直承程颐。他认为心通贯未发已发；未发性之静，已发情之动；先涵养后察识的进路；未发其体，已发其用，体用未尝相离。犹如“二门不相离故”。未发已发为心的和合。
　　 王阳明依其心学立场，认为心体未发之性，心用为已发之情；未发未必为中，已发未必为和；真见得无未发已发，原有个未发已发生。王畿发挥阳明“未发生已发之中”，“已发在未发之中”〔34〕的思辨，以未发已发相互蕴含，相互渗透。刘宗周和合心体性体，“未发为中，其体也；已发为和，其用也；合而言之，心也”〔35〕。心统合性情、中和。换言之，心为未发已发、体用、中和的和合。
　　 4.“一心二门”与二性二知。程朱性即理，理即太极，“纯粹至善性也，是所谓太极也”〔36〕。太极生两仪，犹性分“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专指理言，本净而善，本身无“偏全”；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而言之”〔37〕。因而有善有不善，推而有刚柔、厚薄、清浊等。此“杂”有“合”义，气质之性是理与气和合，犹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的阿赖耶识。天地、气质二性统为性，性犹“一心”。
　　 张载既认为“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亦认为知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德性之知”是“天德良知”，“不萌于见闻”。“闻见之知”便“合内外之道”，“乃物交而知”〔38〕。德性、闻见犹知之二门。
　　 佛教与中国先秦各家思想以及宋明理学的关系，有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中间环节不可或缺。中国文化是以开放的态势，回应外来印度文化的挑战。这一挑战，从总趋势上看，既不是印度佛教文化冲断中国儒道文化的历史承传，代替儒道文化；亦不是拒斥外来文化或本土文化，而是双方互动，积极吸收、接纳对方文化。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而和合，产生了新的理论思维形态——宋明理学，使中国文化达到当时世界的高水平。
　　 注释：
　　 〔1〕《幼官》，《管子集校》第八。
　　 〔2〕《尚同上》，《墨子间诂》卷三。
　　 〔3〕《学而》，《论语集注》卷五。
　　 〔4〕〔5〕《老子》第四十二章。
　　 〔6〕《老子》第五十五章。
　　 〔7〕《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卷下。
　　 〔8〕《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历来论争纷纭，笔者认为， 《起信论》的出现，反映了一种中国佛教思想。
　　 〔9〕有的学者将此道，理解为与老子所讲的道， 《周易》所讲“太极”。而“一心二门”即“太极生二仪的含义”。参见罗时宪《佛教缘起论的概述》，台湾《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五十三册。
　　 〔10〕《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页。
　　 〔11〕同上，第36页。
　　 〔12〕同上，第16页。
　　 〔13〕《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金陵刻经处本。
　　 〔14〕《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金陵刻经处本。
　　 〔15〕〔16〕《斥偏浅》，《华严原人论》卷上，鸡园刻经处本。
　　 〔17〕参见拙作：《论汉魏——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和合流》，载《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