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全集》序一中所讲的那样：这部全集的出版“真学坛之盛事，艺林之佳话”；“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云霓。”从此，锡予先生长久以来望重学林、有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著述终于经过精编精校，裒然成集，后人利用起来更加便利了。
　　 尤其重要的，是《汤用彤全集》编校者在第七卷中整理发表了前此几乎全未刊布的《读书札记》和《信札存稿》。前者具有特别重大的学术价值，乃是锡予先生出于既定的研究需要，为了特定的研究课题——增补扩充当时还仅是讲义、未曾正式出版的《隋唐佛教史稿》，以求将其最终完善为《隋唐佛教史》——而有意识、有计划、有系统的收集的大量相关史料。既然有了《隋唐佛教史稿》的框架，再加上《读书札记》所汇集的史料以及不难从中抽绎出来的研究思路、问题、重点，一部体系严整、史料完备、视角独特、重点突出的《隋唐佛教史》实际上已是呼之欲出了。编者不珍之密之，而是慨然公之学林，这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公之心，更是特别值得赞赏的。
　　 任继愈先生在《汤用彤全集》序二中说：“《全集》中的《隋唐佛教史稿》是汤先生在北大的讲义。新中国建国后，中华书局曾请求将此讲义出版，以应社会急需。汤先生不允，说还要补充、修改。可惜先生逝世，此稿无从修订，只能照原稿出版。”《全集》的主编者汤一介先生在《全集》第二卷“编者后记”中也说：“用彤先生原打算写一部完整的《隋唐佛教史》，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故生前这部《隋唐佛教史稿》也未出版。”
　　 的确，只要将现已收为《全集》第一卷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入第二卷的《隋唐佛教史稿》略加比较，就不难看出，后者无论是在与前者的比较之下，还是就其所涉及的研究课题而言，在资料、论证、篇幅、结构等方面，都是明显不相称的。因此，给后者冠以“稿”字，是符合实际情况，也是符合锡予先生心愿的。
　　 但是，去掉这个“稿”字，使其成为完整的“史”，无疑更是锡予先生的最大心愿。锡予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地反映在《读书札记》里。
　　 锡予先生在《隋唐佛教之特点——在西南联大的讲演》（见《全集》第二卷）指出，这个问题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作历史的叙述，即“纵的叙述”；另一种是分析研究隋唐佛学的全体，指明其性质特点，即“横的叙述”。前一种自然是作为“史”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锡予先生认为：“先决问题，值得考虑的是：隋和唐是中国两个朝代，但若就史的观点去看，能否连合这两个政治上的朝代作为一个文化学术特殊阶段？就是随唐佛学有无特点，能否和它的前后各朝代加以区别？”这就是说，“纵”如何限定、“纵的叙述”能否成立，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横的叙述”的情况。锡予先生在这篇提纲性的讲演里，实际上就是从“横的叙述”入手的，揭明了隋唐佛学的四种特性：一是统一性，二是国际性，三是自主性或独立性，四是系统性。《隋唐佛教史稿》二十年代末有原中央大学油印讲义，三十年代初有北京大学铅印讲义，后者对前者已经有所增删修改。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此课又屡经讲授，锡予先生有关修改的思路应该日见明确了。因此，可以将《隋唐佛教之特点》当作了解锡予先生修改《隋唐佛教史稿》的计划思路的切入点，同时也可以将此文视作理解作为《隋唐佛教史稿》和“《隋唐佛教史》”中间环节的《读书札记》的指南。这么做，应该是说虽不中亦不远矣。
　　 既然锡予先生强调“横的叙述”，亦即对隋唐佛教性质特点的叙述的重要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就中国佛教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僧俗两方面的历史典籍都相当丰富，可资利用参照的可靠的文字材料甚多，“纵的叙述”，亦即历史叙述的难度，相对于理解、描述、归纳佛学本身的学理问题而言要小得多。这是佛教学者都能感受到的），又将之归结为上述的四种特性，则最能体现这个思路的无疑是对宗派及其传布问题的研究了。那么，据以检对《隋唐佛教史稿》，其第四章“隋唐之宗派”和第五章“隋唐佛教之传布”尽管已占全稿一半以上的篇幅，却仍然不够，是应予增补的重点所在。
　　 明确了这点，表面上庞杂而无所统系的《读书札记》马上就重点毕呈，了然于目了。《读书札记》的主要关注点，在收集资料方面首要侧重于隋唐佛教的宗派问题：究竟有哪些宗派？哪些是有名无实？哪些又是有实无名？哪些是这些宗派共同关注的问题（统一性）？哪些是某个宗派特有的学说（自主性或独立性）？这些宗派及其学说彼此之间的关系、逻辑如何（系统性）？哪些宗派和学说传布到了日本、新罗？彼方学借对此的理解看法如何（国际性）？当然，还应当注意，这种解读《读书札记》的方法不能予以简单化的处理。这四种特性并不是泾渭分明、彼此无关的，而是水乳交融、彼此牵涉的。每一种特性并不能独立存在，它们是彼此依赖、互为条件的。
　　 仅举其要者，有关宗派以及相关问题的有（括号中所注为第七卷页码）：《秘键略注》的“五藏”、“七宗”（77页），《大毗庐遮那经指归》有关宗教派别的言论（79页），圆珍对于佛教宗派的知识（81页），《梵网戒本日珠钞》所见教、时、宗派（91页），《俱舍论疏》摄七论问题（207页），《释门正统》卷三所记“南北分宗、五家析派”（211～214页），各派争论（283页），记载宗派传授之书（312页），抄录宗名（330、332页），日本资料中比较系统的有关宗派问题的记载（334、344页），所谓中国十三宗（347页），净土其宗和他派争论（511页），等等。戊类（454～491页）就题为“佛教宗派问题摘抄”，庚类（538～570页）虽然题为“佛教史料杂抄”，实际上也几乎全部是宗派方面的资料。完全可以说，宗派问题是《读书札记》的重中之重。
　　 《读书札记》也全面注意了隋唐时期佛教所关心、争论的主要问题：佛性（79页），毗昙（84页），对法是否佛说（97页以下），法所、心所（98页以下），识见、眼见（121页），种姓义（127页），中有是否即灵魂（277页），成佛问题（281页），阿赖耶识（295页），极微学说（297页），色唯大所、心所即心（302页），八识与七识的关系（350页），量、能、所、果之区别（356页），以法相唯识观点论佛教（395页）。
　　 隋唐佛教史的重大问题自然也没有遗漏：隋唐时期中国僧人的梵文知识、所藏梵本情况（276、281、291等页），玄奘的小乘知识（278页），武则天与佛教（279页），玄奘诸问题（289、294页）一行指出玄奘的梵文错误（367页），弥勒崇拜（383页），新旧译《辩中边论述记》（413页），《大乘义章》问题（418页以下），神秀知《老》、《庄》、《易》（520页），等等。其中相当多的问题，是锡予先生首先注意到的，甚至至今也还只有他注意到了，可以说开启了无数进一步研究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