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札记》中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锡予先生特别注意的问题。除了上述的宗派问题外，相宗就吸引了锡予先生相当大的注意力，其他比如隋唐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玄奘，重要典籍如《大乘起信论》和《摩诃衍论》的真伪（193、221页等），也是锡予先生致力所在。
　　 对日本佛教与隋唐佛教的关系，乃至日本、新罗佛教本身的注意，这是《读书札记》的特出之处：日本无独立之俱舍宗（102页），安澄掌握的唐初中国佛教情况（116页），唯识量与新罗僧的决定相违（145页），日本有两派在法相义上对立（158页），日本大小戒（191页）以及其轨式多可为唐代东土事之参考（175页），东大寺建于唐玄宗之世故可注意（493页），其他由大唐传来之古寺（497页），等等。这些资料都与隋唐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相反，如果与中国无关，即使其本身有一定价值，《读书札记》例不抄录（157页）。
　　 这方面的例证是俯拾便是，不胜枚举的。同时还有至少三个方面，是在了解《读书札记》时不可忽略的。首先，《读书札记》所录资料固然以佛教为大宗，但是并不以此为限，比如，锡予先生留心了外道问题（84页）、唐人写本《金七十论》（145页），这显然是与印度哲学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痕迹有关的；又如台州白莲教寺（217页），严格说来，也并不属于佛教范围，这说明，锡予先生对民间宗教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注意。另外，锡予先生还注意了传统国学领域的许多问题，比如古书辑佚（73页），宋以前中国字书韵书、古书古注、甚至细致到“古切韵用吴音”（64页）。尤其是古韵特别切韵的问题，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可与陈寅恪先生之说并观。锡予先生也留意其时的显学，俗讲、僧讲问题（69～70页），还竟然关心中国、日本的动植物记录（64页）！其次，《读书札记》里抄录的有些资料以及所加按语具有提示研究手段甚至方法论的意义，当然需要特别的留意，比如佛教目录学以及如何就此用力的问题（171页），北宋佛教史上的南北问题（479页），提出“北方实际的佛教”、“南方理论的佛教”（475页），指出“一时有一时的学风’和应该注意之处（585页）。提示如何利用《僧传排韵》起到索引引得的作用（496页）。《读书札记》在摘录资料的同时，还随时注出国外学者（基本上都是日本学者）的新出研究成果。甚至还指出西方哲学可资比较研究之处，如抄录有关“色唯大所、心所即心”的资料的同时，注明可与西哲贝克莱之视觉说比较（302页）。这不能不令人惊异。贝克莱是锡予先生很注意的西方哲学家，是《全集》第五卷487～514页专论的对象，497～499页更是讨论其书《视觉新论》，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这本书是当时最有时代价值的书，是一本新的关于主观的研究，在心理学上也有成就，而不仅仅是阐明唯心论。”（《全集》第5卷，第497页）老辈学者的精深博通以及两者的结合互补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再次，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读书札记》固然主要是为研究隋唐佛教史积累资料，但是，其中也抄录了大量溢出隋唐年代以外的史料：日本和尚所见南宋佛教情况（96页），清初佛教问题（104页），唐至明清的相宗（133页），疑《大乘起信论》始于14世纪（221页），抄录杨文会的著作（312页），南宋末中国佛教宗派（317页），北来佛史（479页），注意南条文雄（505页），宋僧到日本的情况（506页）。这些自然都可以理解成是为了研究隋唐佛教史而应该或必须全面完整地了解整部佛教史。然而，如果考虑到它们在《读书札记》中所占的份量，考虑到锡予先生的集中深探、向少旁叉的研究风格，考虑到在《隋唐佛教史稿》的两个附录之一就有《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全集》第2卷，第304～324页），都不能不使人猜测——除了撰写《隋唐佛教史》之外，锡予先生还曾经有过一个更大的计划，即以一人之力完成中国佛教的通史！
　　 最后必须指出，堪称研究隋唐乃至整部佛教史的资料宝库的《读书札记》，并不能反映锡予先生收集资料的全貌，二十本札记中，有两本在文革中被水泡过，字迹已经无法辨认（见第7卷“编者后记”）。如果说这两本只不过占《读书札记》全部20本的百分之十，那么，《读书札记》中触目皆是的“文烦不抄”、“文长不录”、“另录卡片”，清楚地说明，锡予先生所了解、辑录、归类的资料远远不止《全集》第7卷整理发表的十八本，可惜后人已然无福得见了。
　　 附录一：汤用彤先生生平简介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1911年进入北京顺天学堂学习，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因治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赴美国留学，先入汉姆林(Ham－line)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仍主修哲学，并与陈寅恪同师从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接受美国思想家、哈佛大学教授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其间还参加了《学衡》杂志的编务，积极为该杂志撰稿，成为《学衡》派的重要成员。1926年夏至1927年夏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随后返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附录二：《汤用彤全集》内容简介
　　 《汤用彤全集》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台湾版的《汤用彤全集》也已面世。《全集》收入了全部现在能找到的汤用彤先生的学术论著，包括若干他的手稿和书信等等，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未发表过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用彤全集》共7卷，台湾出版的为8卷，内容全同，只是编排不同。现把7卷本的《汤用彤全集》每卷内容简单介绍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