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印顺长老的两部大作──《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与《印度佛教思想史》，以“佛灭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作为大乘起源与开展之原动力，搏得了台湾学界一致的认同。然而，该书所提出的论证，似乎仍不足以成立此一命题。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拟另辟蹊径，尝试从人类更深广的集体潜意识中去探寻大乘兴起的心理动力。
　　
　　首先，笔者假设：初期大乘经典之思想型态与佛弟子的心理需求是相呼应的。如果某一思想型态之经典愈多且愈受重视，则表示与此主流经典相对应之心理需求度也愈高；而这种心理需求，很可能就是主导大乘起源与开展的原动力。其次，笔者从初期大乘经典中，找出了它们基本的思想型态──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成佛；而且又在后期大乘的《胜鬘经》、《究竟一乘宝性论》和《大乘起信论》中，发现有足以作为大乘发心形上基础的“佛性清净正因”和“真如熏习”的说法。从心理学、宗教学和神话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大乘发心的思想原型，正反应了人类普遍“渴望无限”、“追求超越”、“向往圆满”的深层心理需求。而这种由避苦求乐之生命本能提升而成的最高心理需求，正是释尊圆满成佛的导因，也是世界各大宗教向上发展最主要的内在动力。因此，以佛弟子集体潜意识中欲仿效佛陀、追求超越、向往圆满的心理需求作为大乘起源与开展之原动力，应该是非常恰当的。 
　　
　　当我们把这种深层心理需求作为主要的思考角度来探讨大乘兴起的问题时，“佛灭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对舍利的建塔供奉，以及有关佛的本生、譬喻、因缘和十方净土、十方现在诸佛菩萨等教典的流传”，乃至于“大乘之天化”、“如来藏思想”和“念佛法门”等大乘起源与开展的种种现象，才会呈现出如本文所阐明的另一种更深刻、更正面的意义。
　
　　一、前言
　　
　　（一）引言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一直是近代佛教学者热衷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这个问题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相关的文献资料又不够充足，研究者很难全盘地加以探讨，大部分的学者都只能选择某几个角度去作研究。早期的研究重点，比较倾向于大乘佛教思想之渊源。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关大乘与部派的关系，特别是与大众部思想的共通性，普遍受到如山田龙城、神林隆净、吕澄等一般学者所认同。其他如宫本正尊，注意到了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而水野弘元则著眼于大乘经典与法藏部、化地部之间的关系。另有些学者，尝试找寻大乘与印度《奥义书》、西方基督教和中东祅教之间的关联。也有学者见解独到，另辟蹊径，从“大乘教团的起源”这个崭新的角度切入探讨，主张大乘教团起源于经营寺塔经济而生活的在家集团，并且强调居士在初期大乘起源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这个观点除了有下田正弘等日本学者反驳以外，显然还受到Paul Harrison，Richard Gombrich和G.Schopen等西方学者强烈的质疑与批判。例如　R.A.Ray在《印度的佛教圣者──佛教的价值观与取向之研究》一书中，根据早期大乘经典的考证得出：打从一开始，大乘就是一个以森林禅修为主的传统，后来才逐渐形成寺院。P.Harrison在〈探寻大乘的起源──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什么〉一文中主张：大乘初期发展的主流，并不是一种与崇奉舍利塔有关的虔诚的居士宗教运动，而是一种与出离、禁欲有关的禅修活动。此外，G.Schopen也在一篇有关“大乘起源”的论文中强调：大乘经中劝勉行者林居禅修的事实，向来都被学者所忽视。一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其实这在初期大乘经中是相当普遍的。有数量惊人的文献可以证实这个观点。
　　
　　在上述这类研究中，能够全面透过“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去理解大乘兴起的共同倾向，以及初期大乘经典多方面的传出、发展与宏传情况，并对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与静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过程》二书之论点提出有力批判的，在台湾大概就只有印顺长老《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以下简称印老《大乘起源》）这部厚达一千三百多页的伟作了。像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论著，若非博通三藏而又具备现代的学术素养，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想大多数读过此书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对该书作者生起衷心的敬佩与赞叹。
　　
　　大乘佛教的兴起，是一个庞大且多元化的宗教运动。宗教运动的现象既然复杂，形成的因素当然也不简单。因此，有些学者对于大乘的起源，特别是对初期大乘之起源能否获得一个明确的定论，根本抱著怀疑的态度。
　　
　　然而，无论现象缘起的成因如何错综复杂，总不出内在的主因与外来的助缘两大方面。一般而言，内因是主要的；若无内因，则不管有多么强大的外缘也无法引发出结果。倘若内因已然存在，则其潜能势必将随著不同的外缘而有不同形式的结果展现。因此，大乘兴发的主要原动力，应该是来自于教团的内部；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也。既然道由人弘，那么大乘佛法理当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内依个人对佛法的理解与定慧经验，外顺当时的政经文化背景以及人心的需求，从佛法中逐渐推衍出来的。而佛弟子的一言一行又受到他们内在的思想和心理所主导，尤其是心理方面。因此，由佛弟子的心理因素去探讨大乘佛教兴发的原动力，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方向。
　　
　　印顺长老慧眼独具，看出了“大乘起源”这个问题大致的症结所在，以“佛弟子的永恒怀念”心理为轴心，贯通了整个印度佛教史上长达一千多年的大乘运动。在《大乘起源》一书的“序文”中，他总结说：佛弟子对佛的信敬与怀念，在事相上，发展为对佛的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所以，“原始佛教”经“部派佛教”而开展为“大乘佛教”，“初期大乘”经“后期大乘”而演化为“秘密大乘佛教”，推动的主力，正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
　　
　　所谓“永恒怀念”，根据印老自己的解释，是指“感恩的心情，或为佛法著想，为众生著想，为自己没有解脱著想而引起的悲感，交织成对佛的怀念，永恒的怀念。”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解释。其中，“感恩的心情”只是意识层面的感性心理，“为自己的解脱著想”也仅止于二乘作意，这两种心态都不契合大乘；用它们来作为推动大乘起源与开展的原动力并不恰当。而“为佛法著想，为众生著想”虽与大乘心态有关，但作者除了举出阿难“抚床悲泣，不能自胜”和法显“见佛空处，怆然悲伤”、“慨然悲伤……生不值佛”等三个不太相干的“永恒怀念”的实例以外，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由这样的心理交织而成的“永恒怀念”可以作为大乘兴起的主要动力。因此，“永恒怀念是大乘起源与开展的原动力”这个命题，只能当作该书作者非常具有创意的一个假设来看待。至于这个命题能否成立，本文中将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