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有否可能更早传入吐谷浑？从现有材料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大。《高僧传》卷第七义解四《慧叡传》载：冀州出身的僧人慧叡，“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志。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后还憩庐山，俄又入关从什公（鸠摩罗什）谘廪。后适京师，止乌衣寺……叡以宋元嘉中卒。”按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于401年岁末被后秦迎至长安，尊为国师，卒于413年（注：鸠摩罗什进长安的时间参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卒年诸记不同，本文同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辞海•宗教分册》的说法。）。如此，慧叡去长安的时间当在这期间，他西行归国的时间绝不会晚于413年。至于他何时路过吐谷浑，虽无具体时间可考，但可以其他旁证材料加以推断。东晋高僧法显于399年从长安出发沿陆路西行求法，历经10余年，也就是在412年，取海道返国（注：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慧叡往返的路线虽然不详，但他游历诸国，到达了南天竺界，所需时间长短应与法显大致相当，而他归国的时间要比法显早许多，由此可知，他西行求法的时间应在399年以前。根据慧叡的经历推算，他在蜀西界的遭遇有可能发生在视罴时代（390-400年）前后。蜀的西界很早成为吐谷浑的势力范围，《魏书》卷一百一《吐谷浑传》载：“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昂城，即今四川西北的阿坝。龙涸，今四川西北的松潘。慧叡经过时那里还不识僧人，说明视罴时代前后佛教可能在吐谷浑尚未流传。
　　 从文献记载上看，吐谷浑开始接受佛教似乎是因为慧览路经吐谷浑，经过教化，他的德行学问赢得了王室的敬重。其实，从吐谷浑的发展史看，这一时期接受佛教并非偶然。吐谷浑原为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率所部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阴山。西晋永嘉末，又从阴山南下，至陇西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北，然后子孙相继，向南、北、西三面开拓疆域，统治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吐谷浑孙叶延时，仿效汉族帝王传统，以其祖之名为氏，亦为“国号”，初步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从此，吐谷浑亦由人名而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从吐延建立政权至阿豺时代（417-426年），是吐谷浑逐渐发展阶段。当时吐谷浑北部先后建立有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南凉、北凉、夏等政权，为了能立足于强悍的群羌之地，在十六国、南北朝群雄割据、政权更替频仍的情况下，吐谷浑积极利用各种矛盾，周旋于强国之间，努力发展自己。吐谷浑与北方其它政权发生关系是从碎奚时代（351-375年）开始的。当时前秦势力向西发展，为不殃及自己，碎奚向苻坚遣使献物，被苻坚拜为安远将军、漒川侯（注：《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西秦对吐谷浑的威胁最大，为了北境的安宁，视连、视罴在位期间时而被迫向西秦称臣纳贡，时而与之兵戎相见。西秦拜视连为沙州牧、白兰王（注：《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树洛干和阿豺两代可汗不仅从西秦手中收复失地，而且扩土发展。阿豺时又遣使刘宋，欲联宋抗秦，被封为浇河公（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慕利延兄慕璝为可汗（426-436年）时，吐谷浑由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他通刘宋，被授陇西公，据《魏书•吐谷浑传》载：“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慕璝与北凉沮渠蒙逊、夏国赫连定以及刘宋联合抗御西秦。431年赫连定灭西秦，旋为慕璝击溃擒获并送北魏都城平城，慕璝因此被北魏封为大将军、西秦王。通过一系列战争，吐谷浑占据西秦大部分故地，大大扩展了统治地域，其东北部抵达陇西一带，拥有沙州全部，河州、秦州大部分及凉州的一小部分，获得了西秦、夏两国的大量人口和财物，乞伏氏、赫连氏后成为吐谷浑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吐谷浑从此进入强盛时期，并与南北朝建立了密切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吐谷浑邻近的这些政权大都笃信佛教，许多高僧在那里讲经弘法并被崇为国师或军国顾问，声名远扬，吐谷浑不可能没有受到影响。尤其是慕璝的领土扩展，将许多佛教的势力范围纳入吐谷浑的统治之中。如陇西秦州，为西秦的领土，5世纪初佛教在陇西地区已相当兴盛，至今遗存的永靖炳灵寺和天水麦积山石窟都有西秦时的绘画和雕塑。在麦积山，与慧览俱以寂观见称的禅宗高僧玄高等当时在那里修行，据《高僧传》卷第十一习禅《玄高传》说山上有徒众百余人。凉州作为魏晋以来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佛教向东传播的主要地区。《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鸠摩罗什居凉州十六年（385-401年），那里有着深厚的佛教基础。如此广泛、浓厚的佛教氛围，必然会对吐谷浑产生影响。因此以慧览为契机，慕利延时代开始接受佛教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吐谷浑佛教性质考

　　 从上面的论考中，我们知道吐谷浑在慕利延时代已经接受佛教，但却有许多矛盾的现象令人费解。
　　 慕延世子瓊等既然接受了佛教，为什么在蜀为慧览立左军寺？无独有偶，《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中另一条吐谷浑与佛教有关的记载是“伏连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锺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伏连筹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建塔立寺，却要在梁朝的益州建一座九层佛寺呢？
　　 首先这不是由于建筑技术上的原因。吐谷浑虽然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城郭而不居，有屋宇而杂以篷帐，但毕竟建有城郭、屋宇。拾寅时开始筑宫殿，“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子弟王者也由移动篷帐生活开始转向城郭屋宇生活。此外，慕璝召集的秦凉亡业之人，应该是一些汉人生产者，而且很多应该是佛教徒。因此，吐谷浑应该具备独立创建寺院的能力。不在自己的领域建塔立寺，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使然。
　　 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因与汉人接触，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不断汉化，胡族上层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胡族的汉化》，黄山书社，1987年版。），因此，他们建立的政权很快接受了佛教。而吐谷浑很早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汉化较浅。《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僧人宋云、惠生在伏连筹时代（神龟元年，518年）去西域取经，取道吐谷浑，他们描述当时吐谷浑的语言文字同于北魏，流行汉语，但“风俗政治，多为夷法”。1960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两次对位于今青海湖西岸的吐谷浑晚期都城伏俟城进行了调查研究（注：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考古》1984年第3期。），探明伏俟城由内城和郭城组成。郭城呈长方形，东西宽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冲毁，长度不明，城垣有砾石垒砌。内城在郭城西部，方形，边长约200米。墙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宫殿遗址可能建在位于城内偏西北处发现的边长为70米的方形台基处。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吐谷浑后期仍然过着游牧为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吐谷浑统治的区域，原本羌、氐聚居之地，《后汉书•西羌传》卷八七曰：“河关（今甘肃兰州西南）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可见汉代西羌也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因这里地处险远，汉族势力直到西汉中期才刚进入，开发也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好的河湟流域，尤其是湟水地区。根据青海省考古普查资料看，汉代遗址墓葬在湟水流域有400余处之多，而在黄河流域的却不足10处，而且主要分布在化隆、循化两县的黄河两岸（注：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由此推论聚居在这里的羌、氐各族受汉文化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吐谷浑吸收了文化并不是很先进的羌、氐各族，使他们成为主要部民，自然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不能同在汉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民族政权相提并论。因此，由于这种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梁书》中“国中有佛法”一句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吐谷浑也像当时的其它政权那样广泛信仰佛教，合理的解释是吐谷浑自慕利延时代起虽受到了佛教的浸染，但对佛教的接受是有限的。吐谷浑的宗教信仰仍然主要是原本原始的巫术，即遇事占卜，敬鬼神，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等。巫术是漠北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信仰，《高僧传》卷第十神异下《昙霍传》记载，建和二年（401年）高僧昙霍来到河西鲜卑建立的南凉传教，南凉国主之弟耨檀说：“仆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违先人之旨”。于是，为证明佛道神明，昙霍幽闭七日不食，毫无饥渴之色，耨檀才厚加敬仰，改信皈依。正因为吐谷浑接受佛教的程度有限，所以前述慕利延一方面认可世子瓊向宋遣使并出资为慧览在益州建寺，而当他侵入于阗这个佛教之国时，不仅屠戮人民，对佛教寺院也毫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