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又有像教之称，立寺建塔、开窟造像在吐谷浑周边地区曾蔚然成风，至今遗留下许多当时的佛教美术遗迹。然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和笔者对青海地区进行过的实地调查，青海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很少，所有遗迹也主要分布在西宁及以东的农业地区，这也反映了吐谷浑佛教并不兴盛的状况。
　　 吐谷浑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本身游牧经济为主的特点，决定了它势必与内地的其它政权发生密切的联系。慕利延和伏连筹都选择在南朝统治下的益州地区建塔立寺，与其说是由于仰慕佛教，不如说是以此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加强与对佛教极为重视的南朝之间的良好关系。
　　 吐谷浑作为地处边疆较为弱小的政权，为了自我保护和获得更多的利益，向南北两大政权均遣使称臣，接受封号，但与北朝的关系是时战时和，而与南朝一直和平友好，从未发生过战争。公元420年，刘宋建立，吐谷浑正当阿豺在位。他兼并氐、羌，拓土至龙涸、平康，和刘宋西边的益州接壤。由于从龙涸沿岷江而下，就可到达蜀郡的中心成都，这条经青海通往巴蜀之路，被称为青海古道中的“河南道”，当时西域、柔然与南朝往来皆经此途径。阿豺423年开始遣使通宋，献方物，此后交往不断。据周伟洲先生《吐谷浑史》中的统计，吐谷浑向刘宋遣使计二十次，向南齐遣使一次，向萧梁遣使九次。445年北魏击慕利延，致使其败走于阗。次年虽返回故土，但慕利延惧魏军再至，于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向宋遣使并上表“……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俊门”，请求保护。宋太祖不仅赐以牵车，而且同意“若虏（北魏）至不自立，听入越俊”（注：《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可见双方关系之密切。以上仅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没有记载的肯定还有。吐谷浑在梁大同六年（540年）最后一次向南朝遣使后，可能由于侯景之乱后梁朝诸王混战，生产凋敝，尤其是西魏553年占取益州之后，吐谷浑与之交恶，所以入梁朝贡的交通也就基本被阻断了，以至直至陈朝的史籍中都不再有关于吐谷浑的记载。
　　 吐谷浑向南朝遣使献方物，一方面要表示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另外是为贸易往来。所献方物也是投其所好，联络感情，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众所周知，自东晋以来南方许多帝王名士积极倡导佛教，梁武帝萧衍还以护法人主自居，亲自登坛讲演佛理，使南方佛教之盛达到顶点。吐谷浑遣使并携带资财要求南朝君主同意在他们领土内的益州建塔立寺，其实和投其所好贡献方物性质是一样的，而且有什么方物比这样修功德更赢得人心呢。为表示对华夏文化的虔敬，梁大同六年夸吕可汗遣使，还向梁武帝“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梁武帝“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注：《南史》卷七《梁本纪》中。）。以这样的方式和南朝交好，并非只有吐谷浑。高昌沮渠政权为了对抗北魏，曾四次遣使刘宋，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其所行的路线都经过吐谷浑境内，所携带敬献的方物，其中一次就有在中原尚未获见的佛经《毗婆沙论》（注：参见前揭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
　　 选择益州建塔立寺也非偶然。益州的中心地成都自西汉起就是仅次于长安的大都市，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南北朝时期为刘宋、南齐和萧梁所领有，553年尉迟迥率西魏军夺蜀，从此归入北朝的统治。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吐谷浑与益州的关系尤为密切。《梁书•河南传》载伏连筹在天监十三年、十五年迭献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不仅如此，河南道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南朝与柔然以及西域往来的重要通道。《南齐书•州郡志》载：“益州，镇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南史•萧纪传》卷五十三记载：萧纪551年僭号于蜀之前，曾经“……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俊，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益州特别是成都地区不仅商业繁盛，文化昌达，佛教也十分兴盛。从考古发现看，以成都为中心有许多当时的佛教造像出土，仅毁于唐武宗废佛之厄的位于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就已陆续出土宋、梁、北周和隋唐造像200余躯，所以吐谷浑在益州建寺立塔即迎合了当地的佛教氛围，同时也在那里为宣传自己建立了一个窗口。
　　 综上所述，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吐谷浑对佛教的传播有过积极的贡献，同时佛教也影响到吐谷浑。可以肯定，至少在慕利延时代，佛教传入了吐谷浑。不过，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限制，吐谷浑对佛教的接受是十分有限的。《梁书》“国中有佛法”只是说明了吐谷浑受到佛教的影响，并不能因此将其信仰佛教的程度与当时周边的政权相提并论。而史料中关于吐谷浑在益州建塔立寺的记载，则更多地是吐谷浑利用佛教与南朝亲善的一种外交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