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五台山佛教与整体中国佛教的互动，显示了五台山佛教具有“中华卫藏”的巨大作用。从北宋元佑至绍圣年间(1086-1097)开始，藏传佛教逐渐传入五台山，五台山成为内地著名的汉藏佛教圣地，受到蒙藏人民的倾心崇拜。所以，明清两代就通过尊崇五台山佛教、朝礼五台山圣地和令藏传佛教活佛驻锡五台山，弘扬藏传佛教的方法，达到了绥柔蒙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目的长逾五百年，得出了五台山“诚中华卫藏”[2]的结论，并阐明其巨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正是通过对五台山佛教的人本主义的研究，突破区域的界限；并没有将五台山佛教与整体中国佛教进行对立研究，而是将五台山佛教置于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下，从而表现其在一个时代和五台山特有的空间中所特有的佛教信仰形态与人文精神。这同时表现在本书对高僧大德、帝王宰臣、名人居士的思想文化均作了相当深刻的论述，从而使本书既有史资性，又有学术性和知识性。

　　 　　二、突出五台山佛教的区域色彩

　　 区域划分是区域佛教研究的前提，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台山的地理范围为五台、繁峙、代县、阜平，亦即“两省四县”。作者依据五台山脉的分布情况，并经实地考察，提出“两省八县说”，即五台山的地理范围应为山西省的五台、繁峙、代县、原平、定襄、忻州、盂县和河北省的阜平县。区域佛教研究中的区域划分应该有其自身的标准，不但要以地理范围为标准，更应该考虑到信仰的辐射范围，崔正森先生提出的与长安佛教、洛阳佛教鼎足而立的五台山佛教文化圈就是五台山文化的范围。
　　 区域佛教有其“地方性”特色，名山佛教”更具有名山的特征，自然五台山佛教最显著的特点是文殊信仰。因此，本书就提纲挈领地在绪言中说明了五台山是文殊道场的经典依据和文殊的身世、形象、思想（般若、空、不二法门、无我论、秘密法门）、禅法、净土、道场、信仰。因为文殊既是大乘空宗的奠基人，又是密教的肇始者之一，所以五台山才会有显密诸宗、汉藏佛教。文殊的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所以五台山才会有顿悟、渐悟的禅法及其默照禅、文字禅、赵州禅、念佛三昧等等禅法。复次，以文殊是中国四大菩萨之首，所以才会有五台山与其它名山古剃的文化交流等等。文殊信仰充分表现五台山佛教的地方性色彩，由于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唐代时候，由不空三藏从五台山推向了全国乃至亚洲各地，所以这种“地方性”又具有整体的普遍性。

　　 　　三、充分利用地方性资料

　　 区域佛教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大量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运用。作者将五台山佛教史研究建立在大量五台山资料的基础上，如《五台山游记选注》、《五台山诗歌选注》、《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五台山碑文选注》、《五台山文物集锦》、《五台山〈传〉、〈志〉选编》等。这些资料的收集与运用，为作者细致缜密、索隐探幽的写法提供了前提保证。同时，方志的利用，也是完成区域佛教的重要原因，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我们发现《山西通志》、《代州志》、《盂县志》、《寿阳县志》、《五台县志》、《五台新志》等。
　　 作者充分利用地方性资料，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考证，提出新的观点。如对苏东坡与五台山的关系，就是通过查阅《内制集》，发现他代宋哲宗向五台山起草过三则敕文，揭示了他与五台山佛教的文字缘，顺便又为河东妇女平反了“狮子吼”的历史冤案。如五台山最早的寺庙是弥天释道安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建的恒山寺，其次是他的高足、五台山最早的高僧慧远于东晋永和九年至升平五年(353-361)在原平县建的胜井院（今名娄烦寺），复次是繁峙县的铜钟寺、公主寺和五台县的宕昌寺、佛光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今名显通寺）。同时，在运用资料的过程中，又补充、纠正了《清凉山寺》等《志》书中的疏漏和讹舛之处。
　　 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为区域佛教提供了新的典范，不仅揭示了五台山佛教的内涵、特色，而且还为区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尤其为四大名山的研究做出了榜样，势必会对名山佛教研究及区域佛教研究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