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后最初在上层社会流布。显然汉代的皇帝和宗室接受佛教是后者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确凿的材料显示南北朝时代的后秦时代已有完整的僧官制度。其实还要早一些．即在北魏时代皇帝就已经委任了管理佛教僧人的官员。法果就曾受命为“道人统”。僧官的设立早在东晋及北魏之际。

　　 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在晋代就有“僧司”的设置．它的时间，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至少应该是在公元401年之前。在此同时或稍后的北魏时代．太祖道武帝拓跋硅也曾敕命沙门法果担任“道人统”，来统摄僧众。

　　 太祖最初在汉地草创国业之际，虽处于兵荒马乱的状况．但仍不忘寻访高僧，探求佛理．可见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他肯定佛教是救世济人的宗教．因此，在他迁都平城后，就敕命营造五重塔、佛殿，为僧众建设讲堂、禅堂、僧房、沙门座等完备的设施。这种种护持佛教的作为，都是沙门法果建议所致，法果当时是以策划建国的立场参与其事的。

　　 法果戒行严谨，广弘佛法，受太祖迎请到平城．敕命为道人统，统领四众。法果常赞叹太祖明睿好佛道，他的意见深受太祖重视，形同参谋资政一般。太宗时，担任道人统的法果，依然备受尊崇。太宗尊崇佛法的殷切，不亚于太祖，他在京都平城广建寺院和佛像．更请僧侣教导人民生活。永兴年间(409—413)，太宗授与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爵号，但都被一一辞谢。太宗经常驾临法果的住处，但是因为寺门太狭小，皇帝的车舆通过不易，遂下令将寺门拆除扩建。法果八十岁示寂，在入殓之前．太宗三度前往吊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谥号。由这些事迹可知，太宗对法果的尊崇与信任的程度。

　　 昙曜继任道人统

　　 据《魏书·释老志》太武帝初时承继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崇信佛法，礼敬沙门，每逢四月初八佛诞，即敕令举行行像仪式，并亲临门楼，观览盛况；后来受到宰相崔浩、道士寇谦之的煽惑，崇信道教，在全国建造道观。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听信谗言，下诏普灭佛法，终于引发大规模的毁佛行动．造成佛教史上一大浩劫。

　　 至文成帝即位，致力于佛教的复兴，设立一元化的僧官制度：中央以“监福曹”为官衙．“道人统”为首长．“都维那”为副首长；地方的机构则称为“僧曹”，僧官称为“州沙门统”。文成帝在昙曜继任道人统之后．基于僧团日益扩大，僧务繁忙，于是将监福曹改为“昭玄寺”。

　　 昙曜担任道人统期间．对佛教、国家与社会有许多建树和贡献。他奏请设立“僧祗户”和“佛图户”．作为佛教兴办事业的基础，同时致力于《大吉义神咒经》、《净度三昧经》、《付法藏因缘传》等书的译出和编纂。

　　 北魏献文帝曾经攻打刘宋．将所得青齐地方的居民迁徙到平城，而把地位较高的民户设为“平齐户”．其余民户皆作为奴婢，分赐给百官。当时，献文帝依照昙曜的奏议．规定平齐户及人民每年必须捐给州郡的僧曹六十斛粟．称为“僧祗粟”，这些民户就是“僧祗户”。
僧曹把收纳的僧祗粟．加以统筹管理与运用，当遭逢凶年时，就赈放给饥民，等到丰年，再加付若干利息偿还。在制度上，僧只粟既非寺有物，也不是僧侣的私产，而是属于官有物，只是由出家人担任监督或营运的工作。除了赈灾之外，举凡教内的造寺、度僧、法事、讲经等事业，都可以运用这些基金。至于“佛图户”．是寺院所收容的重罪犯人或官奴、寺奴等，专门从事寺院的洒扫或耕作劳役。寺院对佛图户而言．可视为国家提供感化教育的场所，也是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

　　 昭玄三藏

　　 在“监福曹”改为“昭玄寺”的同时，这个中央机构的组织越加严密，权责也扩大。在组织编制上，昭玄寺置有“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置有“功曹”与“主簿员”．专门管理地方(州、郡、县)的“沙门曹”；在职权方面．可谓巨大而广泛。若僧众触犯杀人罪以下的过失，都直接交由昭玄寺，采取内律、僧制来处置。大致来说，昭玄寺具有司法权．可以惩鼍治僧众；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僧制；有人事权，除了沙门统、都维那、寺主、上座等的重要僧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之外．其它各层级的僧官，不论是铨选、任免、罢黜等人事权，都由昭玄寺掌管。到了东魏、北齐，僧官制度不但是全盘承袭北魏，并且增加僧官的人数．乃至演变到后来，用钱也可以买到官职，所以产生“断事沙门”的新僧官，由皇帝敕授，赋予管理的权力，与昭玄寺共治僧团。

　　 西魏末年．专权二十几年的汉化胡人宇文泰，曾创设一种名为“三藏”的僧官，由皇帝敕授善于教导学徒、功绩卓著的高僧，封号三藏，担负教导与管理僧众的职责。后来这一职称取代道人统．而产生“国三藏”、“州三藏”、“昭玄三藏”等新的僧官。

　　 僧官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后秦．当时的职称为“僧正”，又称“僧主”。僧正，意思是须先自正．然后才可以正人。最初，僧正是僧团中职位最高的僧官，以佛法戒律规范僧尼；南北朝以后，历代承袭其制，只是职称随朝代而有变更。据《梁高僧传·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入关后，弟子多达三千人，僧团的庞大，一时震撼了朝野上下。由于关内僧尼日渐增多．后秦姚兴惟恐僧团的组织与力量影响到政治的统领，于是在弘始七年(405)颁布诏书．从僧尼当中礼派学优德芳的僧担任僧主，统领僧团。同时，在僧主之下，选派僧迁担任“悦众”，法钦与慧斌担任“僧录”之职，这可说是中国僧官制度的开端。

　　 僧官制度的建立

　　 僧官制度的创置．是教团大规模发展下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显示出佛教所带给社会的，已不仅是一种精神内涵而已，同时也象征着佛教教团展现出一股强大社会组织与力量。

　　 僧官由朝廷赐给丰厚的俸禄，例如车马、人事费用等等，依照不同的职称，分任不同的事务，其中，悦众一职协助僧正管理僧团，负责僧团中的庶务；僧录则掌管僧团的人事，处理僧尼名籍与僧官补任事宜。僧官制度发展至此．可说已渐具雏型。

　　 宋代的中央僧署与地方僧署

　　 为了加强管理全国几万所寺院和几十万僧众．宋朝沿用“国有僧以僧法治，国有俗以俗法治”的原则，因袭唐代，设置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官署和僧司。中央僧署是隶属于鸿胪寺的左右街僧录司，掌管寺院僧尼帐籍及试经、梵修等；州郡仍设僧正，统理地方僧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