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禅宗学的形成过程

　　 中国禅宗的出现是与菩提达摩来中国弘传禅法联系在一起的。南印度的菩提达摩于刘宋末或齐梁时代来华传“南天竺一乘宗”之禅法，被奉为中国禅宗的东土初祖。其传承则一直上溯至传佛心印的摩诃迦叶。据说昔日在灵山法会上，大梵天王向释迦牟尼佛献上了一枝金色波罗花，世尊即“拈花示众”。大众不解其意，皆默然无语。唯有佛陀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心领神会“破颜微笑”。世尊便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正法眼藏”的微妙法门传给了摩诃迦叶。这就是禅门著名的“拈花微笑”的典故。禅宗根据此尊摩诃迦叶为印度初祖。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传至菩提达摩为第二十八代。达摩来到东土以后，又依次传法于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称为“东土五祖”。后来道信、弘忍之禅法，称为“东山法门”。其实，禅宗发展到“东山法门”之时，才真正算得上初期创立。五祖弘忍门下，出现了惠能与神秀两位大弟子，禅宗又分化为惠能南宗和神秀北宗这两大基本派别。惠能被视为禅宗正脉，是达摩以来“以心传心”的第六代祖师，世人称为“六祖”。六祖以后，南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惠能门下形成了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三大系。青原系和南岳系下又进一步演化出“五家七宗”，从而禅宗在全国形成了很大的规模。

　　 禅宗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虽然，中国禅宗的各个支派都将达摩奉为开山立宗的祖师。但实际上达摩并不是最早来华弘传禅法者。在达摩来华之前，禅宗学已在中土传播，根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的记载，在达摩以前或与达摩同时，从事禅宗经典翻译，或修持禅学、传授禅法者人数不少。从历史上看，禅宗学在两汉时期就随着佛教的东渐而传入中土。一般认为，最早来华传译佛经的主要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他们在分别翻译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和大乘般若学的同时，也翻译出了数部禅宗经典，把大小乘禅法介绍到了中国。由于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理论和禅修方法都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神仙道术相近，因而在中土最早得到了流传。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大乘般若学和禅宗学才相继而发展起来。早期大、小乘禅学的传播不仅使中土人士对佛教禅学的了解日益全面，也为日后达摩祖师的禅法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化的禅学宗派的创立奠定了有利的条件。汉代得到流传的小乘安般禅，虽然也主张“止观双运”，但实际上发生影响的则主要是“凝心入定、坐禅数息”的形式与方法。就整个汉魏时期而言，中土的习禅之风也并不是很盛行。随着大乘般若学的繁荣与兴盛，禅法逐渐走向与大乘义学相结合的道路，东晋时期的道安、慧远等人对般若与禅观的会通，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对般若禅的弘传，促使“禅智双运”成为时代的风气。魏晋以来，各种禅宗经典的相继译出，又为依教修禅进一步提供了方便。晋宋朝时期的竺道生等人对心性论的发挥，则为自心真性的禅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达禅学的佛陀跋陀罗对大乘禅法的系统介绍，使中国禅学得以不断的发展；佛陀跋陀罗以后僧稠、僧实等人弘扬禅学，终于使习禅之风盛行于中国的大江南北。

　　 二、禅宗学的传承与发展

　　 佛教中国化同步展开的禅的中国化，使禅与禅行的内涵不断被拓展，对心性的重视在禅学中日益突出，禅与禅行也逐渐突破原有坐禅入定的藩篱而趋向于观心守心、随缘安心。南朝时期的宝志和傅大士之禅就表现出了新禅风的趋向，而菩提达摩则成为印度禅向中国禅过渡以及中国禅宗创立的关键性人物。他主张“藉教悟宗”，将“开悟”作为修禅的重点，这成为后来中国禅学和禅宗发展的方向。

　　 初祖菩提达摩传法以《楞伽经》为“印心”。在达摩门下有以《楞伽经》相传授的楞伽师，他们的禅法也就被称为“楞伽禅”。其中就有达摩的得法弟子，后来被奉为禅宗二祖的慧可。慧可继承了达摩禅法的特色，同时也有一定的般若思想，他对达摩的禅法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特别是他从体用一如的观点出发，强调了修行实践上的自度自证，自我解脱。

　　 二祖慧可传法于僧璨，被奉为禅宗三祖。据现在资料，僧璨作有《信心铭》一书，他在进一步强调不取不舍、绝言忘虑的基础上，发展了达摩禅法所要求的随缘而行，提倡一种放之自然、任性逍遥的修行生活，把佛教的“万法一如”、“即心即佛”与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达摩一系的禅法更加适应了中国人禅修的需要。

　　 三祖僧璨传法于道信，被奉为禅宗四祖。此后达摩系的禅法逐渐传至般若三论思想盛行的南方地区，僧璨的得法弟子四祖道信开“东山法门”，进一步从理论上对般若与楞伽的会通加以论证，并广泛引用了包括《金刚经》在内的大量佛教经论，提倡各种因人而宜的禅法，更好地适应了众多修禅者的需要，使中国禅宗得以初步形成。四祖道信在达摩系禅法的展开中及中国禅宗的创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他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初创者。道信不仅奠定了禅宗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在组织形式和禅修生活方面，也都具有禅宗初具宗门的一大特点。

　　 四祖道信传法于弘忍，被奉为禅宗五祖。道信的禅学思想以般若实相与楞伽心性的结合为基础，同时以“一行三昧”为安心禅法，围绕“心”之体用而提出了知心体、知心用和守一不移等五种方便法门，在这五种方便禅法中，既容纳了传统禅法的修心内容，又以般若空观发挥了慧可、僧璨禅法中即心即佛、万法一如的思想，对后来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道信把达摩禅法的随缘逍遥的修行观，置于当下即是自然之心的基础上，从而提倡“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这样一种随心自在、无碍纵横的修行生活，成为后来中国禅宗修行的一种方式和基本态度。道信付法于五祖弘忍，弘忍进一步发展了“一行三昧”的禅法而完成了“东山法门”的建立。

　　 五祖弘忍继承道信衣钵后，到了黄梅双峰东山建立道场，以后在凭茂山传法二十余年，接引四方学众，善巧化导，法门大启，根机不择地普遍传授，弘扬佛法，改革禅法，发展禅学，创建中国化的禅宗，被人誉为“法妙人尊”。并继承发展了道信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的方便，规模空前，使凭茂山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禅学中心。由于凭茂山在道信弘法的双峰山东去不远，因而又称“东山”，弘忍的禅法也因此而被称为“东山法门”。这里的“东山法门”其实不仅仅是指弘忍一个人的禅法，而是包括了道信的禅法，因为弘忍的禅法是对道信禅法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建立东山法门是中国禅宗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其门下弟子(出家)，根据记载的共有28人，其中一时称“南能北秀”的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最为出名。他们各化一方，遂使东山法门传播全国，使达摩一系禅学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从此，中国禅宗已经真正形成，并且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