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寺的纠纷劫难，虽然因一次神奇的因缘没有发生，但这并未表示事情就此平消。五台山各寺联合对付碧山寺的行动，才是开端，以后演变至一个什么情形，谁也无从预料。那时能海法师与胡瑞霖居士都在五台山静修，他们深深感到名山寺院的纠纷，如果演变成暴力的流血场面，总是佛门的不幸。因为他们就在碧山寺，深知事情发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且也知道能够调解平息碧山寺事件的，唯有南京中央政府。所以，能海法师与胡瑞霖居士，纷纷至书南京政府有关部门，陈述原因，请中央派员前来调停。蒋介石指派黄复生居士负责调解。黄复生是四川人，与能海法师同乡，也是能海法师的皈依弟子，且与胡瑞霖私交甚笃，由黄来调停，实在最适当的人选。黄接受指派之后，即至电山西省政府赵戴文主席，阎锡山督军，以及山西省佛教会与碧山寺，告以奉中央政府之命，前来太原参与调解五台山碧山寺事件，阎等复电至表欢迎，并指派专人负责接待黄。黄尚未起程，接到能海法师与胡瑞霖居士去电，请黄委员先来五台山，了解碧山寺事件的实际情形之后，再去太原，这样处理较为公允，不至为一方人士意见所包围。黄因之先到五台山，聆听能海法师等告以碧山寺事件的真相，全然明了于心，而后致电太原阎锡山等人，谓彼已先来五台山二日，对碧山寺事件，已经有所了解。阎锡山等人知道黄委员先到了五台山，查明碧山寺事件真相，颇为失望。因此，赵主席派一私人代表，阎锡山也派一代表，山西省佛教会长力弘老法师及代表二人，共计五人，由太原来五台山与会。当五人离开太原时，阎曾召集彼等面告，至五台山于会，会中无须发表意见，一切听由黄公平处决。此外，阎督军并致电五台县长，命其派员保护黄委员，使会议顺利举行。
　　各方与会代表齐集，黄致辞略谓：
　　本人此次奉蒋委员长之命，专程来五台山调解碧山寺纠纷，由省方而到中央，报章传播，中外咸知，实在是佛门不幸，名山蒙羞。此次本人来山多日，由各方采听所得，碧山寺的纠纷争端，乃为一子孙制与十方制之名义；此一名义，原属小事，如今轰动中外，未免小题大做。释尊成立祗洹精舍，本无所谓子孙制度，十方常住十方僧，僧院本来就是十方的。中国所谓子孙制的僧寺，其实寺院的修建，平日的生活经济来源，还是来自十方信施的，尅实地说，子孙制的寺院，依然是属于十方的。碧山寺近二十年，做得很好，住众增加，挂单接众，方便远道朝山者居住薰修，道风远播，远近皆知，比之廿年前，实有天壤之别，不能同日而语。寺院的功能，旨在道众化俗，弘法利生，作世俗的楷模，为大众精神信仰的皈依。出家僧侣，应以研究经教，深入法藏，成办道业，以佛法与德行而化世，此乃应有之天职。为寺院制度名义而起争执，是舍本逐末，流于世俗之见，徒然贻笑于中外，招世人之轻鄙。本人此次奉中央蒋委员长之命来山调停，希望大家开诚布公，各抒所见，化戾气为祥和，则佛法幸甚！
　　黄委员这番简短致辞，语重心长，十分肯要，与会的各方代表，面面相觑，无人敢提意见。尤其来自太原省会的五位代表，因得阎锡山之嘱，不得多言，而五台山其他各寺之代表，审度形式，亦噤若寒蝉。黄委员长征询西房子孙意见，彼等见势单力孤，亦不敢嚣张，只得提出愿意离开碧山寺，要求东房给予一万元，以求另觅居所。经黄委员与东房协商之后，付与万元离寺。碧山寺的一场风波纠纷，在中央派员调停下，从此平息。碧山寺与广济茅蓬，也真正成为五台山唯一的一家十方丛林。西房子孙既然走了，东房的这一名义，当然也不存在了。牵连多年的碧山寺纷争，此次能得中央派员调停，全是能海法师与胡瑞霖居士的功劳，这是不能抹杀的。若无他们二人的暗中相助出力，碧山寺的纷争不知至于何日才了？也许十方碧山寺的这一名称，永远无法实现。
　　缠绕多年的碧山寺事件结束之后，广慧老和尚乃请能海法师担任住持。能海法师是在一九三四年晋山的，在任三年，于一九三七年，因中日八年抗战爆发，又将住持交与广慧长老，而去大后方潜修。
　　一九三九年，广慧长老为寿冶、法度、本焕、法成四人授记，将碧山寺住持交与寿冶担任。我1939年接任碧山寺住持，直到一九四七年退位，前后为碧山寺服务九年。在这九年里，也正是国家多难对日抗战的一段艰苦时期。那时我正当壮年，为碧山寺四处奔波，维持道场，幸托三宝加护，虽在沦陷区里，物质经济显得十分艰苦，碧山寺的住众，依然没有减少，为五台山各寺之冠。至于我在五台山受记，说来也有一段因缘。我是江苏无锡人，礼上海普济寺德松长老出家。德松长老于光绪廿八年（一八0三）朝礼五台山，深深感到五台山没有一家十方丛林，接众挂单，成就十方僧众用功静修，颇多感叹，因此，他曾经发过愿心，将来五台山如有十方丛林出现，愿将普济寺每年多余之经济，捐助五台山做为十方丛林挂单接众的道粮之用。民初乘参、恒修长老，因与德松长老不熟，最初到上海化缘，都是住在海潮寺，后来，与德老熟识之后，每到上海，即住普济寺。德松长老因知广济茅蓬与碧山寺挂单接众，为十方道场，从此普济寺每年捐助若干经费，并帮助乘参长老等化缘。以后果定与广慧长老，每到上海，也是如此。明白地说，上海普济寺俨然成为五台山广济茅蓬与碧山寺的下院。因此之故，我与五台山广济茅蓬与碧山寺的人士非常熟悉。1938年春，我去朝礼五台山，并在广济茅蓬静修，刺血书写华严经，就是因有这些关系。廿八年广慧长老为我与法度等四人授记，要我主持碧山寺法席，这是我为碧山寺的服务的因缘。
　　一九三九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五台山在日本占领期间，由于日本也是信佛国家，对五台山寺院没有破坏，且多保护。可是，碧山寺与广济茅蓬有数百住众，没有田产和固定收入，全靠化缘为生，在沦陷期间，身为住持的人，维持全寺上下一切开支，也是相当吃力的。所以，我在担任九年住持之内，每年都要在外奔走化缘。由于事实需要，不能不与各方人士加以接触应付。因此，五台山的子孙寺院，传说我与日本人打交道，而有“汉奸”嫌疑，这真是冤哉枉也，一个身为炎黄子孙，流着大汉民族血液的出家比丘，难道我的这点民族意识都没有吗？可是，为了维护全寺上下的生活，我又能够关起山门不与各方接触吗？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对我进行调查，终于还我清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以不辩为是。”我颇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
　　碧山寺没有田产，没有固定收入，全靠住持奔走化缘，我在九年任内，深深引以为苦。上海普济寺是我剃度出家的寺院，我的师父德松上人，是个大心大量的大心菩萨，而且对五台山发过愿心，愿以普济寺的盈余资助五台山十方丛林。现在碧山寺十方丛林由我担任住持，我每次回到上海，都和家师德松上人促膝长谈，建议将普济寺正式改为五台山广济茅蓬碧山寺的下院，合为一家，普济寺的收入，除开支之外，所有盈余，悉数做为五台山的生活经费。两寺的人事，也有统一的组织规定。经过我与家师多次商量，终于获得德松老人的慈允，并请上海诸山大德及护法居士证明，订立规约，刻立名碑，正式与五台山广济茅蓬碧山寺合并。成为其下院。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五台山的生活经费，得到一份固定的来源，减轻住持化缘的重负。
　　我的法弟法度法师，他在五台山碧山寺居住多年，一九三八年春，得到印光大师亲出介绍信致新加坡转道老和尚与李俊承老居士，请其为五台山十方碧山寺护法，募化道粮。法度专程赴新加坡一趟。承蒙转道长老等人热心支持帮助，三四个月内，募化到十二万元新加坡币，汇往上海金城银行，请吴蕴斋、聂云台、朱子桥、关炯之、黄涵之、高监青等人共同保管。法度是苏北宝应人，1942年，他征得大家同意，用这笔捐款，在苏北宝应县，为五台山碧山寺购买一千二百亩田产，每年可以收到一千担稻米，做为五台山住众的道粮。他对碧山寺的功劳，是应该记下的。
　　碧山寺每年开支很大，平日住众二百余人，春末冰雪溶化以后，各地前来朝礼文殊大士的，以及在山上息夏安居的，碧山寺的住众往往增加到八九百人，甚至千人左右。四事供养，这笔开支的数字，自然是庞大的。我将上海普济寺与五台山合并，以及法度法师募款为五台山购得一千余亩田产，我们的目的，都是为碧山寺的经济来源谋一永久的安定基础，减轻住持奔走募化的辛劳。
　　五台山碧山寺的内部纠纷，虽然在1932年经派员调解之后，西房子孙拿了一万元离去，事件平息。可是，五台山其他子孙寺院，对于碧山寺仍然持着敌视的排挤态度，在有意无意中，给碧山寺带来许多困扰。这里，我就我的九年住持任期之内，举出二事，作为说明。
　　五台山在中日八年抗战的沦陷时代，日本人在五台山成立合作社，要各寺院出资参加，许多富裕的子孙大寺， 每家出资一千元，响应非常热烈。合作社的日本负责人，也要碧山寺出资五百元加入。我曾面告日本负责人，碧山寺不能跟其他任何一家寺院相比的，它没有田产，没有固定收入，寺内的住众最多，全靠住持化缘维持生活。化缘的收入是没有一定的，有时化得多一点，有时化得少一点，但寺内的开支，却是有一定支出的。我们每年维持寺内大众生活开支，已经感到是吃力的工作，实在没有多余的经济力量参加合作社。如果一定要我们参加合作社不可，我们的唯一办法，只有出售寺内存粮，可是粮食售去，我们数百人的生活，唯有断炊，白白饿死了。日本负责人经我说明之后，也略表同情而离去了。但是，过了不久日本负责人又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还是要碧山寺出资参加。我从他的言行中观察，显然他是受了五台山其它出资各寺的压力而来的。最后，我明白的告诉日本负责人，如果你们一定要我出资参加合作社，我只有去北平、天津化缘。过去，我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也向你们皇军司令长官化过缘，他们签名出资的笔迹，还在我的化缘薄里。这次，我可能还要再向他们化缘，假如他们问我化缘何用？我只得据实相告，为参加合作社不得已而化缘的。日本负责人说：“你这样对他们说是不妥当的。”我说：“我是出家人，不能打妄语的。我不直接说，那是犯戒的。”日本负责人因此以默许的态度不要碧山寺出资参加。
　　自五台山下山之后，我到北平红螺山过年，第二年春天，住在普济寺下院。1947年秋天，我想去普陀山掩关，在上海将碧山寺的住持交与法度接任，卸去了九年的沉重负荷。那年冬天，我从上海到了普陀山，掩关静修，可是时间不及二年，1949年初夏，由普陀山出关去到厦门，不久又由厦门到了越南。十多年前，我由越南转移香港，而后再来美国。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组团去中国朝礼佛教四大名山。由北京出发的第一站，便是去五台山。五台山的山脉依旧，风景如昔，交通改善了不少，可是，山上的寺院，显得一片清冷破落，碧山寺内，尚有五、六十位老年住众，虽然还能认识我是卅多年前这里的方丈住持，相见不胜嘘唏，人类的浩劫，众生的业力，身为一个出家者，又何能例外？当我礼佛的时候，碧山寺的过去种种，一幕一幕地又浮现我的脑际，在心房一阵强烈的震动下，一时百感交集，我禁不住流下几许感伤的眼泪。
　　1947年，我在上海普济寺举行五台山碧山寺住持交替仪式，由我的法弟法度法师接任住持，不久，由于局势突变，人事分散，上下两院难以照顾，因此，广慧长老，又自碧山寺的元老职事中，为净如、因修法师补授碧山寺记，与我们同辈，因此，我们这一代共有法兄弟六人。去年（一九八一）我回五台山，便是净如法弟担任碧山寺住持。其主碧山寺，业经廿余年。
　　这里，我将十方碧山寺的法系记述如下，用作本文之结束：
　　第一代乘参、恒修大师
　　第二代果定大师
　　第三代广慧大师
　　第四代1寿冶、2法席、3本焕、4净如、5因修。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九日寿冶写于纽约光明禅寺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