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激烈竞争与产能过剩让刘永行把步伐迈到国外。目前,东方希望在越南建了6个工厂,单位利润是国内的一倍以上,这让他非常满意。下一步的计划是用5-7年的时间在东南亚建5-10个工厂,“先选择和中国文化比较相似的东南亚,然后看能否走向独联体、非洲。”“我们能在国内做到第一,为什么不去做世界第一。”
2004年起,投机热兴起,一拨投资股市和房地产热在民营企业家中兴起。东方希望也零散地参股了民生银行、民生保险、光明乳业、光大银行。
刘永行明确表示,东方希望不会进入金融和房地产,只会拿很小比例的富余资金去尝试做一些股权投资。“等有困难的时候,马上可以变现。当时,我们做股权投资时想的就是——要是进入重工业有风险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卖掉。结果,到现在还没用上。”
财务上的保守,除性格因素外,部分源于之前的挫败。刘永行坦承,19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因为急于为手头富裕资金找出路,曾一度拿10%到30%的钱尝试去做产权投资,出现过不少坏账。譬如,1999年,委托山东天同证券5000万理财,最后亏了3000万。于是,他陆续从亏损的投资退出。
相比弟弟刘永好在金融、地产大有斩获,刘永行并不认为他比自己更激进:“他在某种程度上风险比我控制得还好。我的强项是管理,注重企业的竞争力,注重内生发展;他的强项是资源的整合,借助上市把内生发展和外力结合起来。或许,他要比我更高明。”
经过十多年的苦苦探求,刘永行越来越清楚—— 什么才是适合他和东方希望的未来之路。
工业家之梦
刘永行最佩服和一直在学习的榜样,是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
这位不久前去世的台湾工业家,以经营小米店起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步阶段大胆挺进化工行业,打造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台塑产业帝国,几乎见证和参与了台湾从小农业经济到工业化社会的全过程。
1996年这个中国最富裕的家庭分家后,手中握着早年卖饲料积累下的几亿资金,刘永行曾为自己的未来而倍感焦虑——等饲料业增长速度变慢后,自己该做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反复思考后,觉得自己适合做生产资料型的企业。看看自己从一个饲料厂管几十人到一百人,能否到管几千人,从一个厂几千万的资产能否到几十个亿、上百亿的资产。”
他开始痴迷对王永庆和台塑的研究,曾一度突发奇想,找朋友帮忙联系,愿意免费为王永庆当3年助手。朋友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念头——“像你这样有野心的人,人家会有防备之心。”
其实,无论是从个人气质,还是稳健踏实的行事风格,甚至生活习性上,都能找到刘永行与“经营之神”的诸多相似之处。年届花甲的刘永行生活非常规律,非常节制,早上8点准时到办公室,5点准时下班。每天做引体向上、散步、爬楼梯,还有游泳。他不打高尔夫球,不玩富豪们流行的任何新鲜玩意,他也不爱交际应酬。
这样埋头于自身发展的个性,在商界中很“不主流”。刘永行并不担心得不到地方官员们的支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基础是什么?——你的企业要非常优秀。我说得不好听些,地方政府官员都是要政绩的,就是搞腐败的官员,除了腐败,他还是要政绩的。所以,我们都能满足他们——我们的业绩、税收、环保,我们的社会形象。”
实际上,刘永行的气质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方希望的发展路径。因为不善和官场打成一片,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走重型化工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但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因为这“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这就和邪门歪道就离得很近。”
把精力花在这些不是“正事”的事上,他感到勉强也不值。“人家上市能拿100个亿,我不稀罕!我自己慢慢来做,我不稀罕!人家很便宜地拿块地方做到几十个亿,我慢慢做,也能做到几十个亿。既然把事情简单化,我同样能做好,为什么我要这么复杂呢?”说到这里,他稍稍有点激动。
“这就是我崇拜王永庆的原因——他是做正事的!为人很正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百年企业,所以,不能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在他心里,一个能活百年的企业,至少要模拟不下二三十次的死亡情景。
在《新约》福音书中,基督耶稣曾多次切切地晓谕他的门徒——“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而通往天堂的是窄门,寻求的人却少。”
刘永行好像已经找到自己的“窄门”。
在这个被他看作“五千年难遇的、总要展示一下自己才能才甘心”的时代,他期望的历史能是什么——“做一个工业企业家,不是金融,也不是IT,而是工业。”
中国商业资本的不同路径选择
在经济下行周期,所有的类金融企业患上了同样的大胃病,它们不能控制自身的规模,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上下游相关企业
叶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