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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佛教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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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社会生活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及时发现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因而一些僧人在传法示道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诗的体裁,或宣扬佛教哲理,或表达方外情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这一时期善诗的僧人有支遁、慧远、惠休等。总的说来,他们的作品虽然在写景、抒情、说理等方面还不够生动、形象,甚至往往是佛教教义的韵文化,但作为僧诗在唐代走向繁盛的一个准备,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到了唐代,随着中国抒情诗进入黄金时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繁荣,僧诗也进入了全新的、也许是最高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少僧人都有着很高的诗歌创作成就,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无可、皎然、齐己等,都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手法更加多样,带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据统计,《全唐诗》共收诗人2200余人,诗歌900卷,而其中诗僧即占100余人,64卷。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小的。《唐音癸签》卷八记载中晚唐时,许多佛徒都善诗。他们“背箧筒,怀笔牍,挟海溯江,独行山林间。……游其心以求胜语,若有程督之者。嗜吟憨态,几夺禅诵”,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考察这些诗僧的作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便是其中对大自然的表现。由于他们多居住于深林幽谷,人迹罕至,境由心生,所以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幽僻清奇,杳邈静謐。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山水诗的宝库里,大谢的雄奇,小谢的清秀,以及高岑的壮阔之外,清幽静谧一路,在僧诗中有着集中的表现,其美学价值是非常独特的。与这种内容和境界相适应的,是僧诗的风格往往平淡自然,不带浮躁感,不带烟火气,恬适平和,设色素淡,人与自然完全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另外,僧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宣扬佛理的。无庸讳言,这里面有些写得确实不够生动形象,很像“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也有不少把深邃的佛理联系着现实的人生,出之以形象的语言,运用了生动的比喻,显得深入浅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尤其是一些作品能够把理念完全隐藏在形象之中,深而思之,则宕开一境,即使从表面上看,也不失为佳作,就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心智的果实。这一倾向对中唐以后逐渐兴起的“以议论为诗”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宋代以后,僧诗基本上没有更大的发展,但在不同的时代,也还有着不同的特色。如北宋的惠洪每有艳情之作,虽然可以理解为僧人的日益士大夫化,但也是那个开放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明末狂禅思潮中出现的真可,公开声称“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也显示了随心适意的自由之光。他们的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心灵折射,无疑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意义。

   以上所述,充分反映了诗僧与中国诗歌发展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反映了诗歌在僧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临济与凤林之间的一段使人饶有兴味的辩难。据《五灯会元》卷十一,有一次,临济义玄去拜访凤林禅师,一见面,凤林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临济毫不示弱:“何必剜肉作疮?”意思是说,佛性不可言说,你明知如此,还要发问,岂不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凤林并不管这些,还是问道:“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禅境既是一片光明,通脱无碍,我为什么还找不到路?请给我指路吧。)临济答:“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你既能对禅境有这种描述,可见并未迷路,也就是已经开悟了,又何必多此一问?)凤林接着问:“观风知浪起,玩水野帆飘。”(看到狂风初起,就知大浪将至,船儿要被吹走。我的心性不稳,请你给指一条明路。)临济答:“孤蟾独耀江山静,长啸一声天地秋。”(明月高悬,江山宁静;秋风劲健,天地清肃。你的悟境如光风霁月,本已具足,动摇不得,还要我说什么呢?)凤林还不罢休,又问:“任张三寸挥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虽然如此,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如慧剑,能斩断天地间一切烦恼,请还是根据上面的情形,为我说说吧。)临济答道:“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你说我的利舌如剑,我就自认剑客,但只是与另一剑客狭路相逢时,我才会拔剑。你不是剑客,让我拔剑做什么?正如我不是诗人,所以,既不会作诗,也不愿作诗。)听了这番话,凤林便住口不问了。凤林横说竖说,就是想引出临济对自性的表述,使其“着相”,但临济始终避免正面回答,从而显示出他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辩难时所使用的工具是格律严整、意蕴深厚的诗句。诗歌的委婉性、含蓄性和多义性,使得他们的对话方式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想起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的一段记载:郑伯在垂陇设享礼招待赵文子,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两个子石跟从郑伯。赵文子说:“这七位跟着君王,这是赋给武以光荣。请求都赋诗以完成君王的恩赐,武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七位的志向。”子展赋《草虫》。赵文子说:“好啊,这是百姓的主人!但武是不足以承当的。”伯有赋《鹑之贲贲》。赵文子说:“床上的话不出门坎,何况在野外呢?这不是应该让人听到的。”子西赋《黍苗》的第四章。赵文子说:“有寡君在那里,武有什么能力呢?”子产赋《隰桑》。赵文子说:“武请求接受它的最后一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文子说:“这是大夫的恩惠。”印段赋《蟋蟀》。赵文子说:“善哉,这是保住家族的大夫!我有希望了。”公孙段赋《桑扈》。赵文子说:“不骄不傲,福禄还能跑到哪里去?如果保持这些的话,这些福禄就是想推辞也推辞不掉的。”(参看沈玉成先生译文)就《诗经》本文来说,有其字面义,而赵文子则根据当时的习惯和具体的情形,作出了另外的理解。作为一种赋诗“言志”的方式,如果说,临济诸人受到了《左传》的影响,当不是无的放矢。可见诗歌在丛林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佛教与诗歌的关系,一方面是僧人用诗的形式表达思想,构筑形象;另一方面是佛教、特别是禅宗通过对士大夫的影响,反映到创作中去,从而构成独特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