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佛教与诗歌
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及时发现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因而一些僧人在传法示道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诗的体裁，或宣扬佛教哲理，或表达方外情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这一时期善诗的僧人有支遁、慧远、惠休等。总的说来，他们的作品虽然在写景、抒情、说理等方面还不够生动、形象，甚至往往是佛教教义的韵文化，但作为僧诗在唐代走向繁盛的一个准备，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到了唐代，随着中国抒情诗进入黄金时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繁荣，僧诗也进入了全新的、也许是最高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少僧人都有着很高的诗歌创作成就，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无可、皎然、齐己等，都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手法更加多样，带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据统计，《全唐诗》共收诗人2200余人，诗歌900卷，而其中诗僧即占100余人，64卷。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小的。《唐音癸签》卷八记载中晚唐时，许多佛徒都善诗。他们“背箧筒，怀笔牍，挟海溯江，独行山林间。……游其心以求胜语，若有程督之者。嗜吟憨态，几夺禅诵”，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考察这些诗僧的作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便是其中对大自然的表现。由于他们多居住于深林幽谷，人迹罕至，境由心生，所以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幽僻清奇，杳邈静謐。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山水诗的宝库里，大谢的雄奇，小谢的清秀，以及高岑的壮阔之外，清幽静谧一路，在僧诗中有着集中的表现，其美学价值是非常独特的。与这种内容和境界相适应的，是僧诗的风格往往平淡自然，不带浮躁感，不带烟火气，恬适平和，设色素淡，人与自然完全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另外，僧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宣扬佛理的。无庸讳言，这里面有些写得确实不够生动形象，很像“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也有不少把深邃的佛理联系着现实的人生，出之以形象的语言，运用了生动的比喻，显得深入浅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尤其是一些作品能够把理念完全隐藏在形象之中，深而思之，则宕开一境，即使从表面上看，也不失为佳作，就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心智的果实。这一倾向对中唐以后逐渐兴起的“以议论为诗”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宋代以后，僧诗基本上没有更大的发展，但在不同的时代，也还有着不同的特色。如北宋的惠洪每有艳情之作，虽然可以理解为僧人的日益士大夫化，但也是那个开放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明末狂禅思潮中出现的真可，公开声称“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也显示了随心适意的自由之光。他们的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心灵折射，无疑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意义。
以上所述，充分反映了诗僧与中国诗歌发展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反映了诗歌在僧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临济与凤林之间的一段使人饶有兴味的辩难。据《五灯会元》卷十一，有一次，临济义玄去拜访凤林禅师，一见面，凤林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临济毫不示弱：“何必剜肉作疮？”意思是说，佛性不可言说，你明知如此，还要发问，岂不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凤林并不管这些，还是问道：“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禅境既是一片光明，通脱无碍，我为什么还找不到路？请给我指路吧。）临济答：“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你既能对禅境有这种描述，可见并未迷路，也就是已经开悟了，又何必多此一问？）凤林接着问：“观风知浪起，玩水野帆飘。”（看到狂风初起，就知大浪将至，船儿要被吹走。我的心性不稳，请你给指一条明路。）临济答：“孤蟾独耀江山静，长啸一声天地秋。”（明月高悬，江山宁静；秋风劲健，天地清肃。你的悟境如光风霁月，本已具足，动摇不得，还要我说什么呢？）凤林还不罢休，又问：“任张三寸挥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虽然如此，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如慧剑，能斩断天地间一切烦恼，请还是根据上面的情形，为我说说吧。）临济答道：“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你说我的利舌如剑，我就自认剑客，但只是与另一剑客狭路相逢时，我才会拔剑。你不是剑客，让我拔剑做什么？正如我不是诗人，所以，既不会作诗，也不愿作诗。）听了这番话，凤林便住口不问了。凤林横说竖说，就是想引出临济对自性的表述，使其“着相”，但临济始终避免正面回答，从而显示出他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辩难时所使用的工具是格律严整、意蕴深厚的诗句。诗歌的委婉性、含蓄性和多义性，使得他们的对话方式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想起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的一段记载：郑伯在垂陇设享礼招待赵文子，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两个子石跟从郑伯。赵文子说：“这七位跟着君王，这是赋给武以光荣。请求都赋诗以完成君王的恩赐，武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七位的志向。”子展赋《草虫》。赵文子说：“好啊，这是百姓的主人！但武是不足以承当的。”伯有赋《鹑之贲贲》。赵文子说：“床上的话不出门坎，何况在野外呢？这不是应该让人听到的。”子西赋《黍苗》的第四章。赵文子说：“有寡君在那里，武有什么能力呢？”子产赋《隰桑》。赵文子说：“武请求接受它的最后一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文子说：“这是大夫的恩惠。”印段赋《蟋蟀》。赵文子说：“善哉，这是保住家族的大夫！我有希望了。”公孙段赋《桑扈》。赵文子说：“不骄不傲，福禄还能跑到哪里去？如果保持这些的话，这些福禄就是想推辞也推辞不掉的。”（参看沈玉成先生译文）就《诗经》本文来说，有其字面义，而赵文子则根据当时的习惯和具体的情形，作出了另外的理解。作为一种赋诗“言志”的方式，如果说，临济诸人受到了《左传》的影响，当不是无的放矢。可见诗歌在丛林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佛教与诗歌的关系，一方面是僧人用诗的形式表达思想，构筑形象；另一方面是佛教、特别是禅宗通过对士大夫的影响，反映到创作中去，从而构成独特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