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公元初传入中国以来，其思想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在汲取了儒道思想的养分后，熔铸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中国禅宗。它既有别于印度的佛法，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理论。其独特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禅宗直觉观照、机锋棒喝等非理性思维方，物我两忘、我心即佛的精神境界和随缘任运、平淡从容的生活态度，严重地浸渍了知识阶层，为历代文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王国。同时，中国禅宗为了更好地与知识分子相沟通，逐渐改变了“不立文字”的禅风，采用诗歌等文人雅士所喜爱的形式来“绕路说禅”，专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由此发展出引人注目的禅诗，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所谓“禅诗”，简而言之就是指意在表现“禅悟”这一主观精神活动的诗歌。

禅宗以心为本体，主张“我心即佛”，“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而其最终落脚点却是在于“见性成佛”。这就把心推到了无所不包和全知全能的位置上，为“成佛”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而所谓“见性”就是指破迷显圣，内外明彻，自觉到本来就有的佛性。这种自觉既不需要由禅定到觉悟的连续过程，也不需要各种各样的准备活动。因为自性是不可测度的，没有边际的，超越了一切数量、名利、时空、思维……是刹那间“迅速的体悟”，不需要任何媒介帮助。方法虽然简单，但却是一次质的飞跃，悟即佛，不悟即众生。

禅宗这一思想主旨，可以说大大刺激了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形成了对人生的全新的审美观照，从而直接与美学相联系。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哲学的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中国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从认识到宗教，而是由它们到审美，达到审美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

禅宗的悟道所以是对人生的审美观照，一方面在于它是超功利，超思虑的直觉思维。“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所能，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传心法要》）即忘却一切，摆脱在外在的欲望、利害、心思等的限制、束缚和规范，忘到最后，连“忘”这个念头也忘了。它所奉行的是彻底的直观领悟，不留有任何执著和人为的痕迹，作为艺术思维的特征非常突出。

不过，禅宗的悟道所以是对人生的审美观照，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它所创造的境界也具有审美的特质。禅宗讲究“平常心是道”，悟道不离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超越现实又不离现实，概括说来就是一个“在凡—超凡—堕凡”的轮回。青原惟信禅师有一则著名的公案云：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的个休歇处，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未参禅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在凡”时以常识和理智面对山水，只是客观世界作用于感官的感性映象。参禅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 超凡”时领悟到山水并非实有的色相，否定了俗见，却与物境形成了新的对立，依然是一种执著，仍须否定。最后的“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摆脱一切束缚，实现了万象合一的本体与现象的回归。这才是悟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付诸于实践的在客观上对感性人生的否定，从而成为不同于一般宗教经验的审美感受，它本来是打算以主观小宇宙代替客观大宇宙，将万象归于一心，而实际上却贬低了佛性的尊严，把它“堕凡”还俗于现实的感性世界，从而在客观上又肯定了人生。可以说，被视为体现自由解脱的禅境意象，其实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创造的审美意象。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莲？万劫烦 恼恨。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也无厌。始是逍遥人。（白居易《逍遥咏》）深奥玄妙的佛语禅理皆用浅近的口语和各种比喻、民谚、谐音、歇后语表达出来，造就了一种拙朴浅易的新诗风。既然“禅悟”是审美意象的创造，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感性人生的肯定。那么，禅也就不再执著于“不立文字”，不用文字是禅，用文字也是禅；作诗吟诗就是参禅的一种方式。皎然说得好：

“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与君为此说，长破小乘痴。”（《酬崔侍御见赠》）

唐代既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鼎盛时期。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禅诗。下面笔者按禅悟的特征，将唐代禅诗分为在凡诗、超凡诗、堕凡诗三种类型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在凡诗

所谓在凡诗，就是指直接阐述禅学教义的说理诗。这类作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朴素无华，言旨远，发人深省，质直清新，淡而有味，通俗化是其突出的特点。

在凡诗直接渊源于佛经中的偈颂，创作主体以寒山、拾得、贯休、白居易为代表。他们的诗作“发露动机，规论人事，似近俗而有深意”。（游潜《梦蕉诗话》）如：

噌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欲行菩萨道，忍辱护真心。（寒山）

诸讲皆藏经，只为人难化，不唯贤与愚，个个心构架。造业大如山，岂解怀忧怕。那肯细寻思，日夜怀奸诈。（拾得）

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莲？万劫烦 恼恨。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也无厌。始是逍遥人。（白居易《逍遥咏》）深奥玄妙的佛语禅理皆用浅近的口语和各种比喻、民谚、谐音、歇后语表达出来，造就了一种拙朴浅易的新诗风。

这些诗人都是完全地追求这种浅白、自由的诗歌风格的。寒山说：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者寡；若谴趁官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拾得也说：

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来须仔细。

可见他们是有意识地以偈颂的通俗来改造诗的表达方式的。

黄宗羲就认为：“夫寒山、拾得村墅屋壁所抄之物，岂可与皎然、灵澈絜其笙簧？然而皎、灵一生学问，不堪向天台炙手，则知饰声成文，雕音作蔚者，非禅宗本色也”。（《南雷文约》卷四）这是说寒山、拾得的在凡诗才是禅诗的本色。因为在禅宗而言，一片净心就是佛心，传道应不立文字，显露真心就是好诗，倘让内心迂于文字雕琢，反而不是真正的解脱。

话虽如此，但在凡诗主要流行于民间，在唐代士大夫中影响不大也是一个事实。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凡诗并没有真正理解“禅悟”的本质。佛教是否定人生的，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派，但在佛性观上却自成一套。它否定将世界分为彼岸和此岸两部分的对立，主张此岸世界即是彼岸世界，“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六祖坛经》）把佛性从遥远的天国拉回了人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五灯会元》卷三） 现实的事物即是佛性自身的显现，佛性的全体亦洋溢于现实中。而在凡诗只知大谈佛经教义，或劝说世人多行善事，“驱谴除恶业，归依受真性”（寒山）；或讲说因果轮回报应，“三界如转轮，浮业若流水”（拾得）；或阐释佛理禅机，“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此”（白居易《读禅经》）……缺乏人世生活的热情，以理性去看待心，佛如众生，并将其分裂。意识因而受到了外物的束缚，反而不能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了。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凡诗缺乏意境，不符合中国诗歌的正统美学思想，感情枯寂使语言拘谨少变化，题材狭窄使篇幅短小无生气。作诗好苦吟，缺乏自然天成之趣，禅语频出现，没有空灵含蓄之韵。故而并不能称为上乘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