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向来存在着一种顽固的复古尚法意识。人们往往对前代大作家敬若神明，对祖宗立下的法度亦步亦趋，不敢有稍许背离或超越。这种复古尚法意识，追根溯源，既有历史与社会的原因，也有诗人主观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受到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敬畏先圣权威，强调师承祖述，精神受到压抑束缚，惟以屈从为事。在诗坛上则长期流传着一种“诗之格以代降”“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文学史观，更使人们丧失信心，不敢有突破、创造。从诗人主观方面讲，由于“诗品出于人品”的知人论世文学观念，致使绝大部分诗人不敢将自己的真实性情、本来面目无饰无伪地表现在诗篇中。明代徐增《而庵诗话》“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即是中国诗坛有代表性的看法。沈德潜《说诗ｚｕì＠①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这“第一等”却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于是人们只好到杜工部、韩文公等先哲圣贤那里去模仿声腔，借他人的襟怀识见来给自己戴上假面具。这种倒退的文学观、对权威的敬畏依赖、以及模拟乃至剽窃古人作品的行为给中国诗坛带来了蹈袭因循、迂腐保守的不良习气，使活泼泼诗心成了复制古人作品的机器，独具个性的文学创作也成了按统一规范重复生产的过程。“一代不如一代”文学现象的产生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禅宗的兴起，不但对中国思想界带来影响，也对中国诗坛带来了影响。因着“以禅喻诗”的风气，中国诗学理论受到禅的影响启发，对不少传统观念有了较大胆的突破与超越。概言之，这种突破与超越主要表现在敢于蔑视权威法度，高度倡扬自我作主精神，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能动创造作用等方面。下面试分别论述。
　　　　　　　　　　一
　　禅宗创始人六祖慧能认为，一切众生皆具备佛性，这佛性就是人的自心、自性，只因人生下来后，不断被外界的见闻觉知污染，于是便迷失了自性，因此，所谓解脱成佛，并不需要向外寻求，只要体认到内在的自心自性即可。而这种对自我心性的体认证悟，也是任何外在力量都不可替代的。慧能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坛经》第二十一）这种绝对相信自我而排斥一切外在权威的高度自尊自信自立精神也是只有禅门才具有而其他一切宗教与教派所无的。
　　受禅学浸染很深的清代神韵派诗话作家王士祯在《渔洋诗话》卷上曾说过这么一段话：“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也，而忽自有之。’司马相如答盛览曰：‘赋家之心，得之于心，不可得而传。’云门禅师曰：‘汝等不记己语，反记吾语，异日裨贩我耶？’数语皆诗家三昧。”王士祯所说的“诗家三昧”究竟是什么呢？推论起来，可以说正是一种与禅宗自悟自修、自力自度思想相似的诗学“自得”理论。这种“自得”理论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依自力不依他力；其二，必须是从实际生活中亲身得来的感觉和体验。首先，如前所述，禅宗认为修行成佛应以主体自身的内在觉悟为原动力，不应依靠自身以外的力量。慧能说：“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求不可得。……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坛经》第三十一）正因为成佛的关键在于开悟，而悟的正是自己的本心、本性，并非从外界获得的什么知识道理，所以他人所悟之法对自己毫无裨益，自己所悟之法同样也不能传给他人。正是出自于体悟自家心性是别人不可代替的这一原则，云门禅师才会斥责他的弟子“不记己语，反记吾语”。同样，作诗的过程，也正是人们通过心物契合情景交融的意境观照自我心灵的过程。古人常说“诗乃心声”“诗主性灵”，这种心声、性灵，即是诗人自己的内心世界、精神旨趣。因此，若想从前人的故纸堆或时贤权威那里乞求法宝，以他人的“心声”代替自己的“心声”，终究会一无所得。文学史上，不少诗人正是吃过这种苦头，才幡然大悟，只有“自得”，才是诗歌创作的唯一出路。如南宋著名诗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说：“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师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之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故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与姜夔同时代的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也谈到自己的体会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后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杨万里和姜夔之所以能在今天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可以说正是从“自得”中来。无论是“以健笔写柔情”的白石诗，还是新鲜活泼、幽默风趣的“诚斋体”，都是他们“自悟自修”的产物。反之，如果他们抱住前人不放，就不能有独特成就。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四中说：“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反类鹜；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佛云：‘学我者死’，无佛之聪明而学佛，自然死矣。”为什么“学我者死’呢？因为在学他人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自己。从这点出发，受禅学影响极深的明代诗学理论家袁宏道也极力反对“从人脚跟转”。他说：“宏实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决不肯拾人一句。”（《与冯琢庵师》）坚持的正是袁氏“宁今宁俗”，也不依他力的一种可贵的“自得”精神。清人柯振岳《论诗》诗说：“陶冶性灵归自得，创垂堂奥各精神。我生若有江淹笔，不把浮光貌古人。”由此可见，坚持“自得”的诗人也正是在自己创造的诗歌境界里陶冶性灵、观照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南宋最伟大的诗人陆游也曾经经历了一个由“乞人残余”到“天机云锦自在我”的写诗过程，《九月一日晚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他说：“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浮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陆游这首诗可说是对“自得”理论最具体的笺释。其一，它说明诗歌创作不是从向外求学，即“乞人残余”得来，而是靠自己体会得来；其二，所谓“诗家三昧”并非自己闭门造车、暗中摸索所得，而是来自实际生活给予自己新鲜而独特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