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三袁”之后，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也大力提倡“性灵”说。在其论诗著作《随园诗话》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诗写性情；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卷八）等观点。他还指责当时诗坛弊病有“权门托足”“木偶演戏”“乞儿搬家”“古董开店”等数种，究其原因，都是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以致拾人余唾，丧失性灵，妨害创作个性的自由发展。他甚至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把“性灵”提到创作最根本的位置。在袁枚影响下，张问陶、舒位、赵翼等诗人都主张诗写性灵，他们以其创作实践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与“格调派”“肌理派”相抗衡的“性灵诗派”。追根溯源，他们与“三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袁枚并不像李贽与“三袁”那样喜欢谈禅说佛，但他倡导的“性灵说”却与“佛性”“童心”之论颇有相通之处。他的“赤子之心”说法显然就与“童心说”一脉相承，他认为只要顺其自然就能找到诗人的本性亦即“赤子之心”。在《随园诗话》卷四中，他说：“白云禅师作偈曰：‘蝇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雪窦禅师作偈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忽然撞着来时路，空向枯椿旧处寻。’二偈虽禅语，颇合作诗之旨。”禅师讲的是对人性亦即佛性的找寻，袁枚讲的是对诗心、诗意的发现，二者都强调无心之得。要之，禅是从本性中获得，诗亦应从诗心亦即“赤子之心”中去寻找，二者在“性”的问题上正是相通的。
　　　　　　　　　　三
　　从高度倡扬自信的佛性理论出发，禅宗不但不主张依靠外力解脱成佛，而且将一切现成的规矩法度都看成对自我心性的束缚与障碍。首先，禅宗认为自性“无生无灭，无去无来”，“犹如虚空”，是无限广大无规定限制的精神实体，而一切外在的陈规戒律只是僵死的教条，它只能束缚限制内心，妨害众生对自我心性的体认。其次，如前所述，众生的根机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修行不能强依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临济义玄说：“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古尊宿语录》卷四）黄蘖希运说：“法即非法，非法即法，无法无非法，故是心心法。”（《黄蘖断际禅师宛陵录》）禅人每有焚经骂佛之举，这既是出自于对自我心性的尊重，也是出自于对陈规成法的反抗。禅宗的悟道，就是破执，即既要破除“我执”（无我相），也要破除“法执”，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难做到。据《水月斋指月录》卷九记载“（智常禅师）入园取菜次，乃画圆相围却一株，语众曰：辄不得动着这个，众不敢动。少顷，师复来，见菜犹在，便以棒趁众僧曰：“这一队汉，无一个有智慧地。”为什么遵照师父命令，不取圆圈内的菜，反倒要挨打挨骂呢？原因就是这群笨和尚没有一个敢于突破藩篱，只能拘守师父成命，所以才被智常斥为“无一个有智慧地”。如前所述，禅宗因为强调“自力自度”“自性自悟”，所以特别反对这种人为的“法执”束缚。还是这个智常，他在上堂时开导弟子说：“从上古德，不是无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时不能自成自立，虚度时光。诸子莫错用心，无人替汝，亦无语用心处。莫就他觅，从前只是依他解，发言皆滞，光不透脱，只为目前有物。”因此若能突破目前之物，那就灵光透脱，处处圆融无碍了。
　　真正的文学创作即是对人的精神本质的认识，是自我心性最自由畅快的发抒，它本身就意味着自由、突破与创造，是一种极富个性的活动，如果纳入统一规范，处处受到法的限制，那岂不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初衷？明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绝去故常，划除途辙，得意一往，乃佳。依傍前人，改成新法，非其善也。豪杰命世，肝胆自行，断不依人眉目”。袁宏道说其弟小修诗也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叙小修诗》）。这些人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畅快的创作状态，其根本原因就是跳出了藩篱，解除了成规成法对自己的束缚。姜夔三薰三沐学黄庭坚诗数年，竟弄得“一语噤不敢吐”，杨万里“辞谢……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这不正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成规成法对诗人主体创造性有极大妨害作用吗？唐代文学家李翱曾向药山惟俨禅师问：“如何是戒、定、慧？”药山答道：“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临济宗创始人义玄说“道流！尔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临济语录》）这两位禅师，一位讲的是不立法规，一位讲的是破除缚碍，都表现了对主体无比的尊重与对心性的强烈自信。据《五灯会元》卷七记载，德山宣鉴幼年出家，精心研究佛藏多年，讲《金刚经》不敢有半点发挥。一旦开悟后，即视佛经为鬼神簿，拭疮疣纸。他曾骂倒所有佛祖，说：“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其实正是他突破精神束缚，得到彻底解脱，完全相信自我能力的种种表现。无独有偶，清人吴乔对明代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在认识上也有与宣鉴相类似的转变过程。他在《围炉诗话》卷六中说：“吾癸酉以前视此辈诗如金玉，癸酉以后视此辈诗如瓦砾，丁亥以后视此辈诗如粪秽矣。”当然，吴乔对“明七子”诗从尊奉到鄙弃也说明了他自己作诗水平的提高，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出自于对那种束缚人们思想、毫无创新与个性可言，以复古拟古为尚的陈辞滥调的强烈不满吧。要之，无论外在权威如何神圣，始终不失去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念念不忘去执去缚，这既是禅的生命力源泉，也是诗的生命力源泉。
　　以上所引述的文学理论正是对中国传统保守诗学理论中复古尚法意识的突破与超越，这些理论在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与禅宗精神有密切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禅宗所进行的是一场宗教革新运动，它包含了高扬主体、反对教条束缚、自尊、自信的积极意义。中国文人正是吸取了这些有益的成分，并以之为思想武器，去建构自己“成一家之言”的反对保守主义的文学理论。概言之，禅宗坚持“自家面目”的心性理论，“自力自度”的修行原则，以及蔑视权威法度、大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行为作风，给中国文学反复古、反教条、突破规范约束、坚持艺术个性、发挥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等理论的探讨与形成带来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正是禅宗这股源头活水的浇灌，中国古代反因循、倡独创的理论之花才开得如此灿烂夺目。它即使在今天的文艺思想中，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