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学的渊源流长，繁荣不衰是与佛教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的。宋、元、明各代的理学家们，如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佛老”的治学经历，他们的著作都带有佛教思想的痕迹。自佛教创立时起，文学就成为佛佗随缘说法的方便之门，从而产生了伟大富丽的佛教文学。在近代，佛教文化不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近代文化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说过：“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他们有的以佛学思想作为变法、变革的思想武器，有的以佛教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有的则以之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有的则以佛学思想作为文艺的创作思想或重要题材。由于认识到或相信佛教的根本精神在于指导人们破妄显真、出迷还觉、转识成智，因而，佛学复兴思潮的中坚人物章太炎和梁启超等，无论政见如何不一致，他们却都将佛学的振兴当作改造国民精神的必要途径；由于章、梁等人大师身份的影响，他们从启蒙主义的立场所掀起的佛学复兴思潮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它带给了现代作家们对佛教的一种比较普遍的亲近心态，老舍、叶圣陶、郑振铎、郁达夫、许地山等就是这样。它还启发了现代作家们注意以佛教文化为基点之一来思考中国新文化建构的多元途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散文便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开出了灿烂的奇葩。如敬安的《纪梦》，梁启超的《惟心》，杨度的《菩提三偈序》、《江亭词序》、高鹤年的《名山游访记》，弘一的《人生之最后》、《最后之忏悔》、《南闽十年的梦影》，郁达夫的《花坞》，郑振铎的《大佛寺》、《大同》、《云冈》，夏丐尊的《弘一法师之出家》，丰子恺的《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还我缘缘堂》、《无常之恸》，叶圣陶的《两法师》，老舍的《宗月大师》，俞平伯的《独语》，冯至的《沾泥残絮》，何世光的《健康随想》，黄靖雅的《你将如何穿越死亡的门限》，林新居的《独坐一炉香》，林清玄的《悲欣交集》〔1〕等等。这些散文，记人叙事、写景抒情、说理析物、  谈天说地，尽管作者与佛教之关系有密有疏、或近或远，但他们大都对佛教怀有一种亲近、敬仰的心态。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亲切地体味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那种别致的情趣、那种别致的韵味与那种别致的境界，比读禅诗、变异故事更贴近心灵，它随和、自然、清新。
　　　　　　　　　　一、阐释佛理，强调要摒除物欲，哀乐全无
　　梁启超在《惟心》这篇散文中，直陈并发挥他的“三界唯心”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认为面对同一客观境物，各人的心境不同，看法就不相同：“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因此，世界上没有物境，“但有心境而已”。他还认为事物的一切属性都不是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的生观感觉的产物，以颜色为例说：“戴绿眼镜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因此事物之绿和黄“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唯心’。”文中，他还对禅宗六祖慧能关于“风幡之议”的一段话“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自动”特别欣赏。因此，梁启超要求人们不要产生什么乐、忧、惊、喜，否则就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号召人们“明三界唯心之真理”、“除心中之奴隶”。这种哲学思想必然在人的世界观中排除物欲、物境起积极的作用，它与欧阳修《秋声赋》要人们免除“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的自安自足思想，和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的旷达、随遇而适的自我解脱精神相吻合，全文即在告示人们：人人要平心静虑，快乐不在外界，幸福在自我心中，唯有经过静思熟虑，少欲知足，克己为人，自己才快乐，一切苦恼从此熄灭。
　　中国近代史上的怪杰杨度，一生思想以多变著称，曾是臭名昭著的帝制祸首、“复辟余孽”，到晚年成为共产党人。对如此跌宕起伏的奇特经历，他在1927年春的《江亭词序》中开首即言：“盖人生哀乐全由心境，境既生心，心复生境。于境若有爱憎，于心即有哀乐。实则，哀即是乐，乐即是哀，境即是心，心即是境，对待相消，了无一物，自非圣人，不能悟此！”他总结自己一生政治生涯和思想上的三次变化，认为皆出于心境的转变。在《菩提三偈序》中，提出“菩提三偈”说，禅宗历史相传，五祖弘忍为选嗣法弟子，曾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得到了弘忍认可，并秘密传授衣法，为第六代祖。杨度对这一段公案重新作了解释，认为神秀、慧熊二偈，均未见本性，于是再作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尘埃即无佛，无佛即尘埃。”名为“菩提三偈”，认为世间佛事，必须通过三关才能达到究竟佛地。“本事众生，皆有佛性，自性自迷，遂生魔境……当其一心系佛，佛是心魔，未及双空，自然两有。此乃道所必经，事无可避。如是境界名为第一。”“一念不生，万缘俱寂，如是境界，名为第二。”“……一切世法，皆为佛法。本来无佛，亦无众生，行住坐卧，无非佛土，吃饭著衣，无非佛事，时时皆佛，处处皆佛，惟一真心，应缘而动，动而无动，缘而无缘。无心而心，自然是佛，如是境界，名为第三关。”
　　　　二、开示佛教人生观、抒无量广大的慈悲胸襟，弘扬高尚的伦理道德和精进戒持的精神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高僧。早在出家前就对书、画、戏剧、金石、音乐等下过很大的功夫，获得较高的成就，出家后，不仅严格按照戒律修持，过着苦行头陀的生活，而且对佛学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撰著了不少律学著述。《人生之最后》、《南闽十年的梦影》、《最后的忏悔》即是他佛学人生观与真实生活体验的写照。在《人生之最后》中他以宽广坦荡的胸襟面对人们胆惧的死亡，告诫佛教徒们对生的态度与具体应对，强调要平时修养，洁净清心，妄念铲除，一心向佛方能从容迎接“人生之最后”。在《南闽十年的梦影》中他表现出一个高僧谦逊、详和、一生修持、勤于律己、一心向善的生活作风。文中告诉养正院学僧们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灵感不爽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论，已经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我要常常研究这类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多么慈祥、谦逊的老人哪！以至于谦逊得让人心痛。佛教给予弘一法师一颗透明、广大的心。他常对自己的言行加以反省，对自己总也不满意，说：“回想我在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很少很少，残缺碎破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所以我就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在法师这是他对自己、对生命的严肃不苟，律己甚高，在我辈读罢应发大忏悔：因循苟且、碌碌无为实是罪过，弘一法师面对生死关头的大喜大悲大彻大悟在绝笔“悲欣交集”四个大字中凝聚，用林清玄（台湾作家）在《悲欣交集》散文中所言：“它写下了人生遗憾与悲悯的最后注脚”，“有如在黑夜中见到晶莹的泪光”。他的圆寂，安然坦然，无牵无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