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佛家看来,人类因为有了种种的贪欲,才会有社会文明产生。这样,所谓的社会文明并不纯洁,也同时是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说,人类对所谓以在贪欲为基础的社会文明的执着追求,其实正是一种愚蠢。至少贪、瞋、痴作为人性三毒就是如此。而通俗的武侠文学所关注捕捉、表现的正是人类贪欲所导致的故事。例如由于人们对王位、教主、掌门人、武林盟主及天下第一等权力、声名与地位的追求,对爱情与美女的追求等等,从而演出“灭门之祸――得遇高人传授――艺成下山复仇――机缘巧合,意外获得宝刀、宝剑、武功秘笈、藏宝图以及美人的亲睐”等种种江湖恩怨故事。因此说,人性三毒也是武侠小说的惯用叙事模式,在金庸小说中,主要有如下表现:
对于权力、声名、地位、财富以及男女之情的贪、瞋、痴――
从偷祭父母一事可以看出,《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本非一个大奸大恶、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但是,却是一个热衷权力、声名、地位、富贵荣华之人。他认可自己的非满人血统,足见其对生身父母的孝与对民族的忠;但是,一旦为了这种忠与孝需要他付出失去即得的权力、地位、声名与富贵荣华的时候,他变节了,不惜背叛并屠杀自己的民族同胞与骨肉兄弟,设下计谋,企图将陈家洛及其领导的红花会一网打尽,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射雕英雄传》中的成吉思汗与《天龙八部》中的耶律宏基,对于郭靖与萧峰,可谓是位有情有义的长者与朋友,而对于天下苍生,他们却表现出准政治家的无情无义:攻城掠地、烧杀抢掠,视天下人的生命如草芥,成为一
以上是
由此可见,对权力、地位、声名的无限欲望,正是所有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共性。在追求权力、财富、地位、声名的过程中,他们创造并利用一种政治强盗逻辑: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下级无条件的服从上级,从而巧妙地将自己对权力、地位、声名的追求“合法化”为“为天下人谋利益”,将自己说成是天下“人民的大救星”。正是这种“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的政治强盗逻辑,使他们由一个权力、地位、声名的奴隶到“人民的大救星”的角色转换变得天经地义:当初,官逼民反,他们作为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振臂一呼者,因为代表正义,天下苍生需要他们的领导;后来,革命成功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依据“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下级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原则,天下苍生便不得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显然,这些由天下苍生拥戴的“人民的大救星”到强迫天下苍生认可他们的“人民的大救星”的权力、地位、声名的角色转换,是前后有别的。鲁迅说他从中国封建礼教中看出了“吃人”二字,在一部由这种政治强盗逻辑建构的中国封建政治史中,徐扬尚看到的同样是“吃人”二字。遗憾的是,这种封建意识至今没有得到消解,还在继续演绎下去。
在江湖世界,《天龙八部》中的段延庆对皇位的追求、丁春秋以及《笑傲江湖》中的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对武林盟主与“天下第一”的追求,与上述江山世界的帝王、领袖们对权力、地位、声名的贪欲,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为此,段延庆成为“四大恶人”之首,号称“恶贯满盈”;丁春秋成为祸害江湖的“星宿老怪”;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更是不惜党同伐异,打死杀戮。
其实,一直为民族历史称道的《书简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以及红花会与《鹿鼎记》中的陈近南以及天地会所从事的反清复明斗争,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用发展的眼光看,也像《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博、慕容复父子所从事的大燕复国斗争一样,都根源于对声名的贪欲。因为政治的好坏与否不以民族而论,国家与民族都属于不断变动、发展的时间概念,因此,对既定民族形态与国家形态的追求,并不具有终极追求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