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访谈部分——
　　图书馆应服务于社会大众
　　记者：您担任了1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与前任如马叙伦、梁启超、蔡元培、丁西林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也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图书馆与博物馆不一样，书要使它发生社会效益，要给人看，书让人看不到，就没有意义。我们的镇馆宝书之一《赵城金藏》，是当年八路军赶在日军动作之前保护下来的，非常珍贵，我主张公开出版，制作成书给大伙儿来读。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国家图书馆一年365天开放，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读者，即便到了节假日，他们照样也可以来这里看书。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那么您如何对付孔乙己？
　　任继愈：嗬嗬！不但有孔乙己，有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他们不但在我们这里窃书，就是在大学图书馆里也干这种事。我们这里的书一般都很贵重，外文原版书五六百块钱一本，有的人没钱买书，就用刀片把书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书里到处开天窗。窃书是一种社会病，毕竟占极少数，加以注意就行了，国外亦如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皆不可或缺
　　记者：作为国学大师，您认为传统文化该如何继承和发展？
　　任继愈：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欢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和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既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百、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任继愈：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文化总是在一定地区、国家、民族繁衍出来的，文化本身是很难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须寄生在政治实体之上才能发展。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它能给文化以很好的保证，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综合国力保证，长江、黄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栖息地，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活动与表演的舞台。又比如当家的，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汉族当家，非汉族也参与政权，非汉族当家，汉族也参与政权，这种共同参与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强。中华民族正是缘于血缘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聪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再者，封建经济虽然是封闭的，但国家的统一，使得内部具有互补性。长江、黄河尽管历史上灾荒不断，但在国家的统一治理调节下，人民遭受水灾可以避荒自由流动，然后还可以再回来。统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抵抗外来侵略。
　　记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继愈：对。大国之大事实上是一个很珍贵的遗产，是一个优势。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使得我们自秦汉以后长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继承了春秋以来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展，形成华夏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古代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强调“敬天法祖”，商、周以来一直如此。中国人十分看重祭礼，认为它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记者：“忠”“孝”文化对于古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倡导“忠”“孝”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长是核心，是主要生产者，具有决定权，一家不能无主，必须要有“孝”的价值观予以健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要以法治国，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这种家长制文化有时成了障碍。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规则，围棋有围棋的规则，如果总是以一条标准来衡量现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坏了法治，现代的贪污腐败，往往跟家庭、家族有关。
　　记者：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现代制度的保证下，即便韩国当年在任总统金大中，也不能庇护他有贪污问题的两个儿子免遭牢狱。
　　任继愈：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其实中国自林则徐开始，就意识到国家存亡必须现代化，此后百余年来几代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中国的趋势是现代化。
　　记者：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我们经历了50年代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您是否认同文化界有关“60年代断代”的说法？如何去修补呢？
　　任继愈：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子从不会说话到五六岁时学会了撒谎，撒谎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毕竟是从无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朴并不可贵，原始社会没有偷盗行为，你不能因此说这种习惯就是道德高尚，一个人明白了金钱的好处而不偷，这才是道德高尚。旧的东西不破除，遗留下来，就容易变成“愚昧的外衣”。
　　欧洲的现代化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付出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为代价，并不太吃亏。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及时自我纠错，然后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