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域石窟：佛像中心
　　佛窟向中亚移动，在西域产生一颗颗明珠，最光灿夺目的，就是被佛教艺术史家统称为龟兹石窟的克尔孜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撒姆石窟、克孜朵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和托乎拉克埃肯石窟。西域石窟来源于印度，又不同于印度。石窟的形制一下变得多样起来，有支提窟、大像窟、讲经窟、毗诃罗窟、禅窟、罗汉窟、仓库窟，其实，就功能而言，就是两类，前三类为礼拜窟的分化，后四类为生活窟的分化。重要的是支提窟和毗诃罗窟在数量上与印度石窟比发生了变化。印度石窟是支堤窟少，毗诃罗窟多，如阿丹陀26石窟中，支提窟4，毗诃罗窟22。而龟兹石窟是支堤窟多，毗诃罗窟少。由此可想，印度石窟主要用于僧人们的修行，龟兹石窟主要服务于信仰者和求佛者的乞拜。前者主要对内修行，后者主要对外服务。对内修行，修行者专心的是佛陀的最高境界：涅槃。塔中心和塔像一体于此最为适合，对外服务，求佛者需要的是能赐福避灾的偶像，塔的需要骤减而像的需求大增。因此，在两类窟数量上的变化的同时，是佛窟建筑形式的变化和核心形象的变化。龟兹石窟以支提窟占多数，支提窟又演为多种形式：中心柱型、方形平面带明窗中心柱型、方形平面无中心柱型、长方形纵券顶小型、长方形平面纵券顶带坛基型。五类型中可归为三类：第一、二型为中心柱型，第三、四型为无中心柱型，第五型为中心柱的演变。龟兹石窟中最多的是中心柱型，在这一类型中包含了龟兹佛窟的深厚意蕴，也呈出了印度佛窟溢出印度佛教文化圈之外的转变逻辑。
　　中心柱型在建筑形式上最接近印度石窟，中心柱窟一般有前室、主室、后室。前室绘天龙八部等护法神像，主室为长方形，在中心稍后的地方是上连窟顶的方柱，柱前开龛（有三面或四面开龛），龛中有佛，或不开龛，凿出柱基，上塑立佛。主室左右开甬道接连低暗的后室。后室一般是关于涅槃内容，有涅槃台和涅槃壁画。与印度石窟相比，塔变成了柱，塔中之像变成了柱龛之佛，柱在昔日塔的位置，柱是塔的替代，更是塔的消解，塔是像的意义之所在，柱却了无宗教意义，完全是为了佛像而存在，印度石窟中塔所代表的涅槃意义在中心柱窟中被从像中分离出去，放到了后室。后室与主室在建筑形式上的主次高低明暗之比，已明显地呈出了中心柱窟的主题重点：像中心。在主室里，印度石窟中引向塔、围绕塔的环柱在这里消失了，整个主室都敞开在佛像的注视之中。龟兹以中心柱为主体的佛教石窟在印度之外接上印度石窟内部从塔象征到塔像一体演变的逻辑链钻，并完成了这一演变在根本性质上的逻辑定型：塔——塔像一体——像。这一转变的意义是从印度本土的超脱轮回的“死”（塔—涅槃）到印度本土外的超脱生死的“永生”（佛—永恒）的文化的转变。在印度石窟与龟兹石窟的比较中，极有意思的是，龟兹流行的主要是小乘佛教，印度的大乘佛教做到的是从塔到塔像一体的转变，龟兹的小乘佛教完成的是从塔像一体到佛像独尊的转变。这一事实似乎说明：更关键的问题不是在大乘小乘，而是在文化性质，是印度文化还是非印度文化。在非印度文化的龟兹石窟中，印度围绕塔的参塔之礼在这里成了纯粹围佛环绕的求佛之礼。
　　从塔到像的转变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使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龟兹石窟支堤窟支型的多样化，以塔为主，必须有塔，无塔则意义大变。以佛像为主，有柱是为了佛像，无柱只要有佛像，意义不变。有柱则佛在柱上，无柱有坛，则佛在坛上，无柱无坛，则佛在壁上或为壁前的塑像。就以像为主来说，有无中心柱无关紧要，但就来源而论，龟兹窟源于印度窟，中心柱源于塔，是塔的替代，有塔的影子，从而中心柱窟成为龟兹佛窟的主流。
　　中心柱窟，在建筑形式所营造的观赏效果上，比起印度窟来，没有环柱的遮拦，更适合于直接展现四壁的壁画，并且让四壁的画与柱龛中的佛形成更直接的呼应。比起无中心柱从而直接把注意引向后壁正中塑像的覆斗式和背屏式汉窟，在围绕中心柱的缓步中，更多对壁画的注目。而环绕空间，也适于壁画内容的多样变化。这大概也是龟兹石窟壁画内容尤其丰富的原因。
　　中心柱窟独秀于西域，应该有更重要的文化原因，然而这已经被时间的悠长所淹没，只留给人们望着它向中原东进中的辉煌与熄灭去沉思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