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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佛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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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
  所谓艺术,它的范围和定义,可以言人人殊;但在普通的观念,艺术是指的:建筑、雕刻、图画、音乐,和各种文学作品。现代人往往把科学、宗教、艺术,分别地加以界说,认为:科学在於求真,宗教在於求善,艺术在於求美。事实上,未必真有如此的界限可求。因此,在艺术的立足点上,又可分有科学的艺术、宗教的艺术、艺术的艺术。
  尽管近代人中有的是为了艺术而创造艺术的观念;但是,追寻古代人类的遗迹,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很少是脱离了宗教的信仰而独立存在的。就建筑而言,在希腊、在埃及,最伟大的古代建筑物,乃是宗教的神殿,以及基於宗教信仰而来的金字塔;即在我们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物,称为「明堂」,《礼记》中载有一篇<明堂位>的文字;明堂是什么,便是古代帝王拜天、祭祖、行政及推行教育的所在。
  再说雕刻,现存古代的雕刻,大多是属於宗教性的神像,纵然有人像,也是於宗教的信念而产生,例如《史记·周本记》所载:「周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伐纣。」便是说,武王伐纣之时,用车子载着文王的木雕像,以代表文王,此到后来,便成了图画先人的遗像,以及供奉祖先的牌位。
  至於音乐,在古代,用在宗教上的,远较用在娱乐上的为多,唱颂赞神的诗歌,无不伴之於音乐,有音乐又会出现舞蹈。我们知道,印度的《吠陀》,原先,都是用来赞美神明的诗。再从古代壁画的遗迹之中,发现许多神话人物的舞蹈姿态,优美异常。直到现代,尚有一些落后地区的土人,用歌唱及跳舞来祭神和谢神。
  所以,在古代的人类社会中,艺术的创作,大抵是基於宗教的信仰而出现。当然,从性质上说,宗教和艺术,并不相同,因为宗教是在信仰,艺术则在表现,信仰了宗教之后,永远得到安全感的依赖;艺术则唯有在表现的当时或在欣赏的当时,获得美的安慰感。
  因此,虔诚到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徒,他可以不需艺术的生活,也能保有一颗平静安乐的心;一般的人则须仰仗艺术方法作为媒介,而进入宗教的信仰。所以 宗教不一定要有艺术,只是有了艺术的表现,更能引导人群进入宗教。这从佛教的思想而言,正好说明了这样的事实。
  佛教的本质对艺术的迎拒
  (一)原始佛教重修持、重解脱,未暇及於艺术:我们略具佛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一个比丘或比丘尼,他是不可以从事艺术工作的。因为从缘生法所产生的一切现象,无一非假,既是假有和暂有的光影中事,就不必去重视它,同时应该设法去解脱对於这些光影中事的占有欲和贪恋心。一个修道的人,若不超脱这些光影中事的束缚,他就得不到修道的实益了。所以,原始佛教的教义,无非是教我们速离生死业,急求解脱法。这是宗教信仰至相当境界之时的必然现象。特别是佛教,由佛陀的悲智之中,流露出来的因缘观,在在促使我们觉察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和时间,乃由五蕴假合的身心而暂时存在,毕竟终归於消灭,所以不要被外在的物质,色与声所迷惑。艺术的表现,却又必须仰赖於色与声的媒介。
  总之,在佛陀时代的人间教化之中,佛陀固然未尝反对艺术,而艺术对於佛陀的教化工作,并不是很积极的被重视。因为,人生几何,寿命无常,旦不保夕,求出生死苦海,急於燃眉,那里还有闲暇从事於艺术的工作呢?故在原始圣典中,以及印度古代佛迹遗址的发掘中,在佛陀入灭之后二百多年的阿育王时代,始有佛教艺术品的出现。这是由於距离佛陀的时代越久,信仰者对於佛陀的圣格越难想像和捉摸,同时也受了其他宗教及文化的影响,才渐渐地产生了以声色为表达工具的佛教艺术,故最初这些艺术品的创作,并非为了欣赏,而是为了藉以作为信仰的象征。
  (二)由小乘佛教至大乘佛教的艺术观:在此,先要说明,在佛的时代,并无大小乘之分,只是一味的佛法,由於弟子们的根器不同,对於佛法理解,才有不同的程度。从对象而言,佛陀对出家弟子所说的法,是着重於离世出世的,对在家弟子所说的法,是侧重於和世乐群的,而其目标则同为解脱的涅盘境。因为佛陀的常随弟子多是出家人,佛灭后初次结集(编集)佛经的,也全是出家人,故从原始圣典中,虽可得到大乘思想的消息,原则上毋宁是偏重於小乘的。
  但是,所谓小乘佛教,并非出现於佛世,而是在佛陀入灭之后,出家僧团由於地域分布的不同影响,对佛的教法,产生了各各不同的异解,分张出许多的部派,小乘佛教,便是部派佛教。最先分为老比丘派的上座部与青年比丘派的大众部,后来又从上座及大众两派之下,各自分出了许多部派,据《异部宗轮论》的介绍,共有二十个部派,所谓部派,相当於中国佛教的宗派,或希腊哲学的学派。
  在此许多部派的小乘佛教之中,以南印度的大众部各派及流传在西北印度的上座部下的一切有部,思想较为进步,故当着重於在家生活之教化的佛法再度复兴之后,便是大乘佛教。南印的大众部,即由小乘而渐渐地融入大乘。西北印的一切有部,也由小乘僧团之中,产生了许多大乘的宗师。(此请参阅第八章)我们知道,大乘佛教既然侧重於和世乐群,大乘的精神,便是自度度人的菩萨行,菩萨行与世俗法,在表现上并无差别,只是在存心上有所不同。菩萨行是入俗而化俗,世俗法则是流俗而同於俗。所以,大乘的菩萨道,乃是外现世俗行,而内修解脱道的伟大法门。
  既然入俗化俗,便有四摄法中「同事摄」的要求,先去随顺众生的欲乐,再来导归佛陀的正道。这样一来,佛教艺术,也就很有需要了。故从进步的小乘部派所传下的佛教圣典之中,我们就见到了绘画及雕刻的记载。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 奈耶杂事》卷一一(《大正藏》二四·二五二页上),虽规定比丘不应作画,但其若画死尸或髑髅像者无犯。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诵的《 奈耶》卷三四(《大正藏》二三·八一一页中),记载於寺门屋下,画有壁画,画着生死轮回相、地狱相、人天相、佛像,并以鸽像表贪染,以蛇形表嗔恚,以猪形表愚痴。并在周围画有十二缘生生灭相。
  《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八(《大正藏》二四·四四五页下),有因为彩色的壁画陈旧不清时,比丘予以重新再画的记载。
  在上座部的法藏部所传的《长阿含经》中的《世记经》(《大正藏》一·一一四页中-一四九页下),描写天上、人间、地狱、神道的各种世界,已完全是用艺术手法。法藏部在部派之中是比较晚出的,而且也是比较接近於大乘的,所以法藏部传诵的戒律《四分律》,中国的律宗初祖道宣律师,也以为是「分通大乘」的。在大众部所传的《增一阿含经》卷二八(《大正藏》二·七○六页上),更有了优填王命巧匠「以牛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的记载。
  到了大乘圣典之中,佛教艺术的气氛,当然是更加的浓厚了。纵然如此,在《大般若经》卷三二七〈初分不退转品〉(《大正藏》六·六七四页下),仍要说菩萨「於诸世间文章伎艺,虽得善巧,而不爱着」,因其皆为「杂秽语」、「邪命所摄」。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佛教艺术品的创作,固然是由於接引众生以及表达信仰的热忱,同时也有外在的因素,因为南印度的土着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信仰,他们由庶物崇拜而发展成为神明的偶像崇拜,佛教为了化导当地的土民,故也采用了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将土民的神明,摄为佛教的护法神。所以,佛教最初有的偶像,倒不是佛菩萨像,而是护法的神像及天人像。
  在西北印度,由於希腊政治势力的南侵,带来了希腊的文化。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虽是马其顿人,但他於西元前三二六年侵入印度的目的,便是将希腊的文明,加惠印度。到了西元前一百六十年代,又有一位希腊将军,侵入印度,占有了恒河上游各地,那就是《那先比丘经》中所记的弥兰陀王。我们又知道,近代西洋文化的启蒙,是渊源於希腊文艺的再兴;同样的,在印度的北方,也是受了希腊文艺的激扬。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犍陀罗地方所留下的佛像的雕刻艺术。